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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新的世界。

數月之後，我接到一封信，很短：“還記得七二一醫院嗎？”

我馬馬虎虎地往下看。

“從那以後，我一直在大街上尋找你的眼睛。”

我一下坐直了。

“有一次我認為一個女孩是你，非常冒昧地拉住她問：‘是你嗎？’對方很驚慌。直到在電視上看見你，我才知道你是誰，原來你是個有名的記者。”

他在最後說：“你會覺得好笑嗎？我曾以為你會是我的另外一半。”

非典結束了。

第三章　雙城的創傷

進“新聞調查”的第一天，有個小姑娘衝我樂。一隻髮卡斜在她腦門上，耳朵上戴四五個滴哩哩的耳環，掛著兩條耳機線，走哪兒唱哪兒，一條短裙兩條長腿，嘰嘰呱呱，你說一句她有一百句。

她二十三歲，痛恨自己的青春，尤其見不得自己的紅嘴唇，總用白唇膏蓋著，“這樣比較有氣質”。哦，這好辦，我叫她老範。她掙扎了一陣子就順從了。

這姑娘大學畢業自報家門來應聘，領導每次開口問問題，她都立刻說：“你先聽我說……”張潔估計是以一種對女兒般的容忍，讓她留下來的。

“我是三無人員，”她說，“無知，無畏，無恥。”

我心想，你真是沒吃過虧啊姑娘。

她還挺會為自己找理論依據的：“有句話叫‘陰陽怕懵懂’，我就是懵懂，嘿。”是，瞧她找的題：一週之內，同一班級五個小學生連續用服毒的方式自殺，沒有人知道為什麼，獲救的孩子都保持沉默。媒體認為可能是邪教造成的。她到處找人，說來說去，沒人搭理，最後找到我。

我不相信太邪門的事，我更感興趣那個沉默的原因。

張潔看著我倆，心知這種節目多半是白花錢，平常選題都得有個七八成把握了才出發，不然徒手而歸成本太高，但他是個對姑娘們說不出個“不”字的領導。“去吧，省點錢，別雙機了，也別帶錄音師了，一個攝像就夠了……哎哎，也別帶大機器了，帶臺DV。”他說。

從機場出來打車，師傅姓毛，一臉西北人的清剛，車上放著一盤鄧麗君，他聽了好多年，放的時候像鋼絲似的。我和老範搖頭擺尾地跟著合唱《償還》：“沉默的嘴唇，還留著淚痕，這不是胭脂紅粉……”毛師傅從後視鏡裡看我倆一眼，又看一眼，樂了。

西北壯闊，赤金的油菜花開得像河一樣，沒完沒了。青蒼的山轉過一彎，還是。

我說我也喜愛美劇《老友記》，陪我多少年。老範“哈”一聲撲上來，搖得我披頭散髮。

同行說當地政府不支援媒體採訪。趁著月黑風高，我們找到最後一個服毒的小楊家。

武威在河西走廊，古稱涼州，雙城是這西部邊塞的一個小鎮，三萬多人，過了晚上十點，只有幾戶燈光。小楊家燈是亮的，院子裡一塊菜地，堆著化肥，一根水泥管子上晾滿了鞋。父親醉酒剛回，紅著臉，粗著脖子敞著懷，說不清話，母親坐著一句話不說。我們剛坐下，大門“咣”一響，來了五六個當地大漢，不說是誰，要趕我們走。老範跟他們吵人權和新聞自由，雙方驢頭不對馬嘴，倒是能互相抵擋一陣子。

我抓住機會問小楊：“你願不願意和我一塊回武威，回我們住的酒店採訪？”那男孩子之前垂著細脖子，只看到兩彎濃眉毛，一直不說話。我不抱指望地問了這麼一句，但他說：“我願意。”

我蹲在地上，有一秒鐘沒回過神，居然問他：“為什麼？”

他說：“因為我看過你關於非典的報道。”

幾個月前做非典報道得到的所有榮譽稱讚，都比不上這一句。

回酒店的路上，毛師傅老到得很：“後面有車跟。”我們往後看，普通黑桑塔納，只有一個司機，後座上沒人。

我們在酒店下車。第二天，毛師傅來接我們，說昨晚我們走後，桑塔納上下來兩個人，上了他的車，問：“剛才那幾個人是哪兒的記者？”

毛師傅直接把車拉到110，把兩個人卸在警察那兒，回家睡覺去了。

後來知道這倆人是鎮長和他的同事。我們去找：“這事兒還用這麼躲閃啊，跟你們又沒啥關係。”

鎮長心一下就寬了，把遮著半邊臉的大墨鏡摘了。

我奇怪：“當時我怎麼沒看見你們呢？”

他得意：“哎呀，你往後一看，我們兩個立刻倒在後座上。快吧？”

採訪小楊，他不肯說什麼原因。我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