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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消失以前，它總是越來越少，可以根據第三紀的型別看到這一點。

達爾文接著談了有關進化的地理證據。他確定了在各動物地理區域的哺乳動物群中差別的程度，說明這些差別不是由於生存的條件，而是由於障礙物產生的。他提出了山頂上的植物群和動物群的起源和它們的變化取決於大陸的升降。他嘲笑地指出，為了說明同一個大區域的動物群的相似，創造論的擁護者不得不採取象創造的“美國人精神”這樣的假說。於是，他在這一節裡特別提出了自然選擇和由於障礙物而隔絕的作用。他在這裡簡單地分析了島上的動物群和它們的起源。但是一般說來，這一章在《一八四八年的概要》中很少修改；除了基本的正文外，在手稿的各頁上還有草擬的大綱。顯然，這一章太簡單了，不能使他滿意。

達爾文在專門談分類的這一章中指出，所有的分類學家總是力求達到“自然的”體系。他們並未確定這個自然體系是什麼，但很快就感覺到，他們是怎樣表明他們所使用過的“種屬關係”或“相近性”這些術語的。這裡最值得注意的時，從創造活動的觀點本當有的那樣，不是用體系的標準來選擇那種確定組織“目的”和適應生存條件的器官。相反，適應的特徵認為是更容易發生變異的，而且不能利用這些特徵來形成種屬。達爾文認為，使人承認許多型別之間有“種屬關係”的那些共同特徵，可以用起源的理論來加以更好的說明。接著，他在《概要》中談了一種型別同用起源理論能很好說明屬於比較解剖學和胚胎學事實的那些範疇相似或一致的情況。他舉了一個前肢構造的總平面圖的經典例子（艾·若夫魯亞·聖——伊勒爾），指出許多還是歌德提出的關於位變異構體的分化的事實（顱骨的脊椎理論，起源於一部分花的葉子，等等），把這些事實叫作歌德的術語——“形態學”。最後，某些胚胎的事實（高等脊椎動物的胚胎所具有的主動脈弧可以作為這些事實的例子，這些主動脈弧再現了它們在魚身上的分佈圖）只能用繼承共同的祖先來說明。而後，他又分析了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年輕時期很少發生變異而更接近祖先，這是因為選擇往往是在比較晚的時期才進行的。

最後，他舉了“發育不全的（退化的）”器官作為自然界這種不合理的特別明顯的例子，因為從創造物種的觀點無論如何也不能解釋這種不合理性。他還多次指出，這些器官很可能在祖先們那裡起過作用，很可能由於不使用而衰退了。

達爾文在結尾的一章裡首先試圖用具體例子表明進化論觀點比創造理論優越。他從這方面研究了地理分佈的事實，研究了對其他臨近型別的關係以及三個亞洲犀牛種在解剖學上的構造情況和胚胎的發展過程。

在解決犀牛共同起源的問題時，達爾文作出結論說，事實完全允許把所有關於大綱（我們現在稱這樣的綱為型別）的型別看成為有著共同的起源的東西。

達爾文指出，新理論提高了對生物學的興趣，因為它提出了新的問題。他還強調指出，概括過程是很廣泛和宏偉的，根據這一概括，所有的生物都服從於一個統一的進化過程。

於是，我們看到，透過自然選擇（他還沒有使用這個術語）的進化理論，達爾文不僅在一八四二年已經建立，而且基本特點也完全提了出來。而如果要把《概要》各章中指出的打算將來充分加以描述的例子補充到上面，那麼可以感覺到，在當時，這個理論就是靠他所擁有的大量事實材料而建立起來的。但是，他當時還沒有同任何人談過自己“異端的”進化思想。他還要用大量的能證明這種進化思想的事實來充實自己複雜理論的每一個論點，這要徹底克服各種困難，而且只有那時才能把書公之於世。而在科學界，他暫時還只能以一個卓越的博物學家的身份，主要是一個地質學家，珊瑚礁理論和許多地質學方面的論文、報告的作者的身份，一個很快獲得了廣泛聲譽的“貝格爾”號博物學家的《考察日記》的作者的身份而為世人所知曉。

第十一章　在唐恩的十二年

在倫敦的生活，對於習慣在莊園或省城郊區過自由自在生活的達爾文夫婦來說，已經不堪忍受了，特別是由於達爾文的健康狀況越來越壞。他們已經生了兩個孩子，而埃瑪又懷上了第三個。他們決定從城市搬到農村，並且決定最多每兩三個星期到倫敦去一趟。一八四二年九月，達爾文夫婦買下了唐恩的莊園。這座莊園之所以吸引他們，是由於它是一個很偏僻而又舒適的地方，距倫敦不很遠。唐恩村有幾百居民，位於兩條村道的交叉處，離莊園有四份之一英里遠。最近的兩個火車站距莊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