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部分(第1/4 頁)

據霍氏集團最老資格的員工凌漢偉回憶，他20世紀40年代後期從廣州到香港來，就應霍英東之邀到玉記船廠任職。凌漢偉原在廣東省航政局工作，霍經營駁運生意期間時常上廣州找凌漢偉辦理海運通行證、許可證之類的手續，兩人因而結識。凌漢偉介紹說，50年代初期，港府徵用玉記船廠廠址，但補償九龍油塘灣的一幅地給“玉記”。後來，“玉記”發展越來越大，由修葺船隻到造船，而後擴充套件成為香港造船行業頗負盛名的有榮船廠。

外界莫衷一是的朝鮮戰爭經歷

霍英東的志向並不在幫母親從事駁運生意和經營玉記船廠。他總在等候、尋找機會，以期“再戰江湖”。

1950年年中，朝鮮戰爭爆發。朝鮮戰爭給霍英東提供了一次從事貿易發財的好機會。

當時，美軍出兵朝鮮半島，支援李承晚政權，攻打金日成的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軍隊。南北朝鮮之間的戰爭爆發不久，中國就派志願軍入朝，與朝鮮軍隊並肩作戰，抗擊美軍。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終於找到了制裁中國的“藉口”。1950年12月，美國商務部宣佈對中國實施全面禁運，“凡是一個士兵可以利用的東西不許運往共產黨中國”。

1951年5月18日，在美國等一些西方國家的操縱下，第五屆聯合國大會透過了對中國實施全面封鎖禁運的決議。之後，有43個國家接受了這一決議，並且積極地加以實施。1951年6月16日，英國就此採取措施，禁止13大類物品從英國或英屬地（包括它佔領的香港）輸往中國。

這樣一來，內地民眾和援朝部隊所需的一些物資就嚴重短缺。對此，中國也做出適應的對策，其部署是：貿易方向和工作重點轉移到華南，要求華南財委組織有關部門，團結私商，利用香港作跳板，多做小宗買賣，積少成多，堅持易貨制度，保證資金安全。

香港素以轉口貿易為經濟支柱，“禁運”一實施，香港自然首當其衝。據一部關於香港發展過程的史書記載，當時，香港“百業蕭條，滿街滿巷都是失業的工人，數以萬計的貧民，在港九一帶的山坡上棲身，在簡陋破敗的木屋區中，愁眉不展。”

這裡有必要說明一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採取暫維持香港現狀的對策，其實與當時西方國家封殺中國、對中國實施禁運有關。正如《二十世紀的香港》一書所言，“西方國家對新中國實行政治孤立、經濟封鎖和軍事包圍。中國政府將原則性與靈活性結合起來，暫時維持香港現狀，保持香港穩定，就可以將香港變為中國與西方國家保持聯絡的一個通道，粉碎孤立、封鎖和包圍中國的企圖；同時，利用香港轉口港的地位，發展進出口貿易，保持中國的外匯平衡，亦是中國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的特別需要。”

果然，朝鮮戰爭一爆發，香港的這個視窗作用就充分體現出來。

香港有一些商人瞄準機會，趁機與內地做生意，偷運一些適時的物資到內地去。正如上述那本史書所寫：“朝鮮戰爭給予香港人一個機會，就是暗中供應中國內地急需的物資，有些人就因走私而起家，今天可以躋身於上流社會之中。”

霍英東參與運送聯合國禁運的物資到中國內地，應該說是不爭的事實，但真實、詳盡的情況卻始終不被世人所知。多年來，對自己這段海上貿易發跡的經歷，雖然不能說霍英東守口如瓶，但說他諱莫如深應不為過。正因為如此，霍的這段經歷，在不少人的心目中，始終是一個“盲點”——雖然也曾有報章輕描淡寫提過此事。這也為霍英東的發跡史平添了幾分傳奇和神秘的色彩。

多年來，對於霍英東的這段經歷，市井坊間流傳多種說法，但歸納起來，不外乎兩點：一是“霍英東靠走私起家”；二是“霍英東那時曾做過軍火生意”。而報章雜誌，對此亦有過披露，但都是一些蜻蜓點水式的文字，寥寥幾句說霍英東衝破“禁運”，運送物資到內地，僅此而已，點到即止。

這段經歷，不僅是霍英東的事業起點和人生的一個至關重要的轉折點，且是他一生中極為重要的一段歷史。另外，由於這段經歷，外界莫衷一是，而成為霍英東一生中最有爭議的一件事，故而我總認為，倘若迴避或者輕描淡寫，則《霍英東傳》就不成其為《霍英東傳》——或者說，這樣的《霍英東傳》是殘缺的、不完備的。所以，從一開始採訪，我就做好了不避嫌、不忌諱，打破砂鍋問到底的心理準備。

第一天採訪，霍英東就主動提及這段經歷：“我從來不想回避任何問題，包括朝鮮戰爭時的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