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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

霍英東接著說：“供應制其實就是計劃經濟，一些政治家、理論家可能喜歡搞計劃經濟，因為不會出現貧富懸殊的情況，不會有投機倒把行為，他們認為這樣做世界會大同，但其結果卻是物資越來越缺乏。

“工資分配其實也是一樣道理，工資分配機制不靈活，人的積極性調動不起來，問題就有很多。‘文革’期間，我在廣州珠島賓館住過，我有個不好習慣，要吃宵夜，這可慘了，賓館方面說廚房明天一大早就煮早餐，晚上是不做飯的。我問，賓館為什麼不多請一個師傅？

他們說多請一個人要有編制，要上頭批准；我又問，師傅晚上加班，多發給他一些錢不是可以嗎？但那時內地是沒有加班這回事的。

“後來，改革開放之後，1979年我回番禺，在渡口看到載客的小巴，那是個體戶的，我很高興，又見到有人在那裡賣豆腐花，不知多開心，覺得個體出現了，這就是市場經濟的苗頭。甚至見到中國一個電影導演在過年時，寫了一副對聯，橫批是‘花開富貴’，我都覺得很驚喜。1981年興建白天鵝賓館的時候，我見到白天鵝賓館附近突然冒出一個清平市場，各地的物資運到這裡來賣，我就馬上捐錢，請廣州市副市長石安海在沙面和清平市場之間建一條天橋。”

其實，霍英東是透過清平市場的突然冒起，清楚看到了一個真正的商品市場與改革開放的關係。果然，不出霍英東所料，一條窄小的老式的清平街，似乎在一夜之間就成了廣州最大的一個沒有圍牆的超級市場，全國各地乃至世界一些國家、地區的商品源源運到這裡來，又源源從這裡運往各地。清平市場成了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個視窗，引起了世界的關注，尼克松、基辛格等40多個國家的領導人，也慕名前來這個市場參觀、訪問，從中一窺中國改革開放的面貌。後來，有人因此說霍英東捐資興建的清平街天橋，就是通往市場經濟的橋樑。

“所以，白天鵝一開張，我就決心大膽放開物價。”霍英東繼續侃侃而談。

他說：“雲吞麵是廣州人喜愛的小食，市面上當時的價錢是五毫錢左右，白天鵝標價四元，價錢貴了好幾倍；啤酒，外面賣四毫八分，我們賣兩元多，差四五倍。麵包也一樣，完全放開價格……那還得了！主管經理不同意。但不放開價格又怎樣辦呢？我跟他們講，‘白天鵝’的售價成本，不能與街邊的攤檔相比，建築的投資、空調、照明、職工工資、管理費用……這些都要計算在內，不然何以經營？商品經濟就是要賺錢，要良性迴圈，要改善員工福利，要有利於社會繁榮。

“‘白天鵝’雖然只是一家酒店，但從其規模來說，實際相當於一個小市鎮，客人和職工人數，經常不少於5000人，如果把為‘白天鵝’服務的有關人員加起來，可能要超過1萬人。要保證高標準地供應5000多人的衣食住行及水、電等等，是極不容易的，物資需求量很大，品種繁多。這些需要改變了市場，市場的需求也促進了生產，結果生產和市場漸漸活躍起來。現在，除了不道德的東西外，客人生活上的任何需求，白天鵝都可以給予滿足。”

霍英東又說：“其實道理很簡單，物資價錢低，人們哪有積極性生產？物價是牽涉到千家萬戶的問題，但要搞市場經濟，你不放開物價不行，所以鄧伯伯那時就說要闖物價關，長痛不如短痛。1987年，我們在葉帥（葉劍英）家裡吃飯，一位官員向我們透露：明天就要放開煙、酒、火柴、油、鍋等商品的價格了。那時很震盪，但這一關你非闖不可。”

改革開放的里程碑之作

白天鵝賓館開業後，曾接待過不少世界各國的政要名流，其中有英女皇、美國前總統尼克松和布什、中國領導人鄧小平、新加坡總理吳作棟等。

1984年早春，鄧小平登上“白天鵝”的28層“總統套房”，俯瞰珠江兩岸景色，禁不住拉著霍英東的手說：“謝謝你，白天鵝好！”

1985年9月9日，尼克松下榻白天鵝，他在留言簿上寫道：“我曾經住過美國和全世界的許多酒店和總統套間，我認為沒有一間能超過白天鵝賓館。”

1986年4月，“世界一流酒店組織”的名譽主席威爾特·斯尼達哥到白天鵝考察，對白天鵝的建築設計、酒店設施、服務水準，都甚為滿意。同年7月，白天鵝被接納為“世界一流酒店組織”成員，成為首家被這個代表世界最高榮譽的酒店組織接納為成員的中國內地的酒店。

1986年10月，英女皇伊麗莎白二世訪問廣州，中國政府在白天鵝設國宴招待她和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