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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宜，並達成了一致意見。第二天，雙方在廣州東方賓館正式簽訂了關於省港杯足球比賽的協議書，決定每年元旦至春節期間，分別在香港、廣州各舉行一場比賽。

1979年1月21日，首屆“省港杯”在廣州越秀山體育場舉行第一場比賽。霍英東親自擔任香港代表團團長，率香港足球隊和足壇知名人士赴穗參加、觀摩比賽；同月28日，首屆“省港杯”的第二場比賽在香港舉行，當時的港督麥理浩和港督助理鍾逸傑等港府高官都到場觀看。比賽結果，廣東隊獲冠軍，麥理浩親自把獎盃頒發給廣東隊。

“省港杯”比賽，成為省港兩地的盛事。

“省港杯”賽後，剛好碰上瑞典足球勁旅——柯士達隊抵港進行球賽，霍英東穿針引線，力促廣東隊和柯士達隊打一場友誼賽。結果以零比零打平。隨後，霍英東又聯同澳門知名人士何賢、何鴻燊、馬萬祺、崔德祺等人，邀請廣東隊順訪澳門，於2月1日，同澳門足球隊打了一場友誼賽。

“省港杯”的舉辦，既提高了雙方的足球水平，加強了相互間的友誼，也為此後省港澳之間的體育交流、合作，開創了良好的先例。

霍英東最喜愛的事情就是體育。有意思的是，他一生的事業也往往與體育有關。一次，霍英東對我感慨地說：“好奇怪，我這一世人，做什麼事，總是體育先行。1953年，朝鮮戰爭結束後，我迷上鍛鍊，練舉重、練打足球，之後就是做地產，賣樓花，轟轟烈烈；1961年，突然間澳門有一個警察廳籌款的足球比賽，叫我參加，把何賢、何鴻燊、傅蔭釗、梁昌、葉漢等人也叫來打球，結果神差鬼使，搞到自己要介入澳門賭場；1977年，帶隊到北京參加國際足球友好邀請賽，之後又回到內地捐資；1979年初，省港杯足球比賽舉行，從此就在內地大搞投資，搞中山溫泉賓館、高爾夫球場、白天鵝……這一切都是體育在前。我真不明白，為什麼那麼巧合？是有人刻意安排呢？還是冥冥之中的事情？有時，我也覺得一個人其實就是一個棋子，下一步怎樣走未必知道的。所以，上次問你，我在國內是否有檔案，因為我一生經歷那麼多事，是否內地有什麼機構有記載，我覺得應該有一個人更清楚我、瞭解我……”

事實上，正是1977年的北京國際友好足球邀請賽和1979年的“省港杯”之後，霍英東的人生旅途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就是全力以赴參與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而在內地的投資及社會活動，也成為他這一生中除了經營地產、參與賭業以外的另一個重要的事業和經歷。

一年建成一家酒店

言歸正傳，霍英東與中山縣官員談到合作的事宜後，就聯合何賢、何鴻燊、馬萬祺、陶開裕等港澳富商，合組中澳投資建設有限公司，與中山縣簽約合作。

霍英東的創舉，得到中央、廣東省不少領導的支援，當時主管港澳臺和僑務工作的廖承志以及在廣東任職的楊尚昆、習仲勳、劉田夫、梁威林等人，就曾對此事做出批示，要求各方面積極配合。

1979年11月，中山溫泉賓館正式破土動工。

霍英東是中澳投資建設公司最主要的股東。中山溫泉賓館專案，從商談合作方式到選址、簽約、圖紙設計等等，他都親力親為。

“動工前，我見過廖承志，廖承志對我說：”霍先生，內地人力、磚頭沙石都夠你用，其它的我幫不上忙，得靠你自己進口了！‘“霍英東回憶道。

果然，一動工，各種建材和酒店裝置、用品，幾乎樣樣告缺。霍英東惟有向海外落單訂購。

由於中山縣委書記對該專案鼎力支援，處處“開綠燈”，故扯皮的事較少。但在工地上，卻完全是另外一種現象：不少工人在工地上閒聊，出工不出力，影響工程進度。這是內地吃“大鍋飯”的體制——即幹多幹少、幹好幹壞都一樣的結果。

霍英東雖是香港商人，但對這種消極怠工的現象，卻不以為怪，因為在這之前，他對此已司空見慣。他曾對我回憶說：“那幾年，我們每年都應邀到內地參觀一些公社、工廠，一些工人並不怎樣幹活，但見到我們來參觀，就假裝做一下，但後期，工人什麼也不理了，我們參觀，他們照樣坐在工廠裡不開工。工廠關起門來，外人看不到他們。但有一年，好像是1977年，國家體委一名副主任，陪我和幾個國際體育名人到廣東省從化溫泉參觀，早上9點鐘，我們在廣州到從化的路上，看到所有修路的工人都坐在公路上，工具放在一旁。剛剛上班開工，全部人都坐在那裡不幹活；更離譜的是，在內地一個火車站有一個大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