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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壞了很久，上面寫著‘待修理’的字樣。但過了一段時間，仍然看到這個大鐘沒有動，上面仍然寫著‘待修理’幾個字。我們覺得很奇怪，也很不理解，壞了就修理嘛，或者換一個鐘不就得了，為什麼總是在‘待修理’中。這雖然只是一件小事，但我當時有很大的感觸……”

按照霍英東的計劃，賓館自動工之日起，一年之內就落成開業。但若不改變工人施工時偷閒、懶散的習慣，就不可能按期完成工程。於是，一方面，他不得不把香港的那一套管理方法搬過來，在部分工人中試行合同制，改革工資制度，多勞多得，表現好的還能額外拿到獎金；並且還把賓館的工程以承包方式，包給建築工程隊。而另一方面，霍英東則經常親臨工地，查質量、抓速度。即使回到香港，他也每隔兩三天就電話詢問工程進度和施工情況，並且親自審看工程日報，實行“遙控”。

1980年11月初，霍英東再次到中山溫泉賓館工地來。那時賓館的土建工程已經完成，正在進行內部裝修。工程負責人告訴霍英東：還有幾萬種裝置沒有運到，有些還遠在國外，影響內裝的進度。

按照原訂計劃，12月28日是開張大喜日子，也即此時離原定開張之日不到6個星期。有人因此向霍英東建議：是否把開張日子延期。但霍英東卻決定：開業宴會的請柬照印、照發，開業日期不變。

有關中山溫泉賓館趕著開張這個問題，霍英東曾反覆幾次、不厭其煩地向我提及：�　“那時，很多人都擔心，包括何賢、馬萬祺都反對，勸我不要太急，可以說沒有一個人相信能按期開張。但我還是按原計劃送請柬出去，請了國家僑辦的官員，請了楊尚昆、劉田夫、梁威林等省領導，請了港澳的不少知名人士。我計算過船期，對按時開張並不是完全沒有把握。但那些貨品運來澳門，再運到珠海拱北和中山，只有5個星期的時間，每一個環節出了問題，都會誤期。我那時這樣做，可以說是破釜沉舟、背水一戰。

“接著，我即刻通知有關人員把在美國訂購的裝置、材料迅速運來，不得延誤一天；船到香港，立即把物資轉運到澳門，隨即入關。有些來不及報關的，就申請特批，先入關再補辦手續。而裝修工人，也加班加點，晝夜施工，終於趕在開業前完成內裝工程。為示鼓勵，我還要求給工作人員多發了一個月的獎金。

“何賢、馬萬祺等人都不明白，我為什麼要急於發請柬出去，急於開張。其實，我發請柬出去，就是要調動全縣、全省乃至全國的力量，有了這個，我就可以振振有辭要求一些人辦事。如果貨物運到內地了，但卻不能按期開張，國家有責任。不然的話，近10萬種貨品，怎樣能迅速、順利透過海關，並且有些還是免檢，後來再補辦手續？

“當然，有一條最重要的，就是我當時有很大的感觸，覺得我們的國家經過‘文革’之後，人心渙散，整個國家瀕臨癱瘓邊緣。我剛才跟你說過，那幾年，我到不少地方參觀，看到工人都沒心思幹活，個個坐在那裡。有一個笑話，1980年，當時的國家旅遊局局長盧緒章跟我講，他們想在萬里長城建一個廁所，結果提了10年，還是沒有建成。整個國家好像死了一樣，轉動不起來。當然，我只是個生意人，不是政治家，沒有能力去改變什麼。但我總是想：中國人到世界任何一個國家和地區都很成功，沒有一個地方是不成功的，包括美加、東南亞、新加坡、香港，但為什麼在內地的情況卻不一樣？這主要是積極性沒有充分發揮出來。所以，我希望透過這件事，給人們的思想刺激一下，讓他們覺悟到，只要發揮積極性，什麼事都可以做好、做成功。這件事，如果到時開張不了，那沒有什麼，頂多我受人罵就是了，但如果成功了，意義卻很大，對人的觀念的改變作用很大。”

率先把酒店對外開放

新落成的中山溫泉賓館，總投資約4000萬港元，佔地面積105萬平方米，其中綠化面積23萬平方米，有250套客房，其中包括10棟別墅。

為了把開幕儀式搞得熱熱鬧鬧、有聲有色，霍英東請來北京、上海、廣州和香港的網球好手，在中山舉行網球比賽，並邀請他們入住新落成的溫泉賓館，成為第一批客人。

“那時候，內地的酒店是不對外開放的。”霍英東回憶說，“記得1979年，我帶一個香港體育隊到北京出席第四屆全國運動會，回到廣州時，一些朋友前來我下榻的酒店探訪我，但都一一被擋在門外，冒著風雨輪候登記。不帶證件者不得入內，而帶證件者則除需登記名字外，還受到門衛的一番盤問，折騰了一個小時才能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