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部分(第2/4 頁)

他1964年在得克薩斯州和弗吉尼亞州爭取重新當選的競爭產生影響。

①人頭稅是為了限制黑人和貧苦白人投票而設定的，不能納稅的人便失去投票資格。——譯者

黑人領袖還談論繞過國會行事，因為歷史上，國會與其說是一個爭取民權立法的戰場，不如說是一個埋葬民權立法的墓地。他們還談論透過行政方面的進一步努力來爭取平等的投票權、教育權、就業權和其他機會。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主席羅伊·威爾金斯應總統的要求，於1961年2月遞交給我一份六十一頁的備忘錄，為行政行動提供了新的領域。馬丁·路德·金提出了一份更長的檔案。兩個檔案都談到在第一篇解放黑奴宣言發表一百週年紀念日或在這一天之前，公佈一項內容全面的行政命令，也就是說“第二篇解放宣言”。①

①後來，行政命令以及在住房、就業、教育、聯邦管理和其他公共活動方面採取的行動，就相當於公佈了這樣一篇宣言，其成就也許還超過了這樣一篇宣言。

然而，這些領袖們不能公開接受總統所作出的關於不進行一場不能獲勝的立法鬥爭的決定。他們中沒有一個人認為任何一項法案能獲得透過，但他們必須對自己的選區有所交代，同時他們對失敗所帶來的惡果似乎不象總統看得那麼嚴重。金希望舉行更多的“爐邊談話”。威爾金斯則抱怨肯尼迪“過分謹慎”。象一百年前主張廢除奴隸制度的人士一樣，他們責備總統優柔寡斷、含糊其詞並向後退縮。

不過他們之間的關係仍然是誠懇的、密切的。總統、司法部長、司法部副部長伯克·馬歇爾、白宮顧問助理李·懷特和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副主席路易斯·馬丁都經常同黑人領袖保持接觸。黑人領袖們知道他們有一位願意傾聽並瞭解意見的總統。當威爾金斯和一個代表團敦促他提出立法議案的時候，他們對總統拒絕改變方針時所顯示的魅力和堅韌意志，以及他歡迎他們施加壓力“以抵消來自另一方面的壓力”時所表現的坦率，全獲得了深刻印象，1963年林肯誕辰那天（傳統上只由共和黨人予以慶祝），總統在白宮舉行了一個盛大的招待會，有一千多名黑人領袖和民權戰士參加。他們對他的戰略所感到的不滿多少已有所緩和，因為總統對他們相當尊重——不帶一絲優越感，不把自已看作應享受優越地位的人，而是象他對所有美國公民那樣，尊敬和重視他們。多數黑人領袖是精明的評判者，他們很明白，哪些政治家深深懂得他們的重要價值，而哪些人則主要是看重他們的選票，——雖然肯尼迪開始時也許更多地關心他們的選票，但到了六十年代，上述的第一種情況，對他變得越來越重要了。

而且，黑人領袖們還感到滿意的是，他確實打算行使總統的全部法定的和道義的權力，以取得比以往任何時期更為巨大的成績。由於最高法院1954年作出了取消種族隔離的決定，民權鬥爭就加速開展起來了。在以住的年代裡，推動民權鬥爭的擔子基本上是落在司法部門肩上的（雖然杜魯門總統取消武裝部隊裡種族隔離的那道行政命令，在早期是一個顯著的成績）。立法部門在1957年和1966年作出過微小的、但意義重大的貢獻。現在，到了1961年，行政部門透過訴訟、談判、道義上的勸告、行政命令以及總統的行動和指示等方式，史無前例地把全部權力都投入了爭取民權的事業。

也許最重大的改變是，總統迅速而積極地在公眾中一般地支援平等權利的原則，特別是支援最高法院關於取消種族隔離的決定，這也許是最重要的一個變化了。那些現在看來如此不相干的次要成果，在那個與現在迥然不同的年代裡幫助樹立了一種全新的風氣。例如，政府官員拒絕在實行種族隔離的聽眾面前演說，並且（除了某些例外）表明他們抵制參加實行種族隔離的私人俱樂部。（阿瑟·克羅克憤怒地說，華盛頓的大都會俱樂部拒絕接納黑人的規章，總統是管不著的。後來，當他怒氣衝衝地說，政府有意不讓剛果叛亂領袖莫瓦澤·衝伯前來我國時，總統對格里狄龍俱樂部講，他將邀請衝伯到美國來，如果克羅克肯邀請衝伯到大都會俱樂部去的話。）行政當局還用譏諷的語調通知格蘭特第三領導的紀念內戰一百週年委員會，他們只能使用非隔離性的設施。美國各個職業介紹機構全接到通知，要它們拒絕接受那些上面注有“只收白人”的徵聘書。聯邦各僱員工會和娛樂團體也得到通知，凡實行種族歧視的都不予承認。總統出席並發表演說的新聞俱樂部午餐會，不再全是白人參加了——他的特工隨從人員和白宮的汽車司機也不全是白人了。

在1961年中期舉行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