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曉夫和戴高樂兩人的需要和願望都是十分符合的——刁難美國並“從大西洋到烏拉爾山”（戴高樂愛說的一句話）控制著歐洲——因此應該加以核實。幸而，它被證明是無稽之談，但是這種可能性促使肯尼迪在隨後的一連串會談上提出了許多質詢。

總統委派戴維·布魯斯和迪安·艾奇遜提出報告並召集所有的大使和西方問題專家在1月和2月間舉行了一連串冗長的會議，調查研究和重新估計了這一問題。在這些會議的基礎上，總統作出決定認為在戰略上不需要作根本的改變，其理由有以下四點：

1。甚至最驕傲、最多疑的歐洲人也拒絕站在戴高樂一邊攻擊北約組織和美國人。在戴高樂的夢想能夠實現以前的漫長歲月中，他們珍視美國同他們的關係，並且認為這種關係比之同蘇聯人的關係可取。而且在戴高樂一阿登納的家長式統治下，他們在歐洲統一中的利益也不會得到滿足。

2。戴高樂要實現的包括一個和解的德國在內的統一的歐洲，同樣也是肯尼迪的目標。他們的基本分歧是在於採用的方法和關於英一美參與其事的問題，但是總統說，“自由的統一”。

從不基於意見的一致。……不論我們在減少……對柏林的威脅方面取得什麼成就……我們都是以聯盟內部問題增多為代價換來的。……在牽涉到原子的那些問題上……必然會有不同的意見——這是一定會存在的，因為這是生死攸關的問題。

況且，同新聞界所談論的戴高樂的“宏偉計劃”挫敗了肯尼迪的“宏偉計劃”這種報道相反，肯尼迪始終沒有把多邊核力量計劃或者英國進入歐洲經濟共同體看作是美國對外政策的基石。他也始終沒有認為歐洲一體化的步子、程序以及人物是由我們來決定的事情。

3。雖然他悄悄地取消了早些時候作出的向法國出售飛魚核動力潛艇的安排，但是任何想懲罰將軍的嘗試，想同他吵架或同他爭奪德國和其他國家的忠誠的嘗試都只會對戴高樂有利。在此以前，沒有一個美國總統能夠制止戴高樂藐視北約組織和堅持擁有自己的核力量的態度。這時想透過與其他國家達成新的軍事、經濟協議來孤立他的一切有關建議，或取消美國的一些保證，都只會阻礙大西洋夥伴關係的長期發展。

4。最後，他認為，為了安撫戴高樂而依照他的條件向他提供核武器是沒有好處的。一年以前，儘管將軍一再重申法國不要求什麼（也不提供什麼），總統——在五角大樓和我們駐巴黎大使的敦促下，不顧白宮和國務院大部分顧問的反對——曾經重新審查了我國反對援助法國發展核武器的意見。當時他斷定，這種援助並不會爭取戴高樂將軍來支援我們的目的，只會加強他自己的目的。儘管反過來我們在軍事上也許會獲得少許好處，然而將軍要充當全歐洲代言人和擺脫英美影響的願望並不會改變。他想不受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控制，並在北約組織以外成立一個三國核理事會的願望，只會受到鼓舞。而比以前更加突出地被排除在外的西德人，必將就其對大西洋聯盟和取得他們自己的核武器的問題，重新考慮自己的態度。總統於1963年2月寫信給一位著名的評論家（他曾經要求總統向法國提供核武器，認為這將使戴高樂的小小的核力量能促進我們的核力量）說：

我認為，把擁有核武器庫看作是所有主權國家的合法的和合乎需要的特徵，這是不符合美國利益的。……如果我們往後將被捲入一場核戰爭，那麼在決定發動這場戰爭時我們難道不該有發言權嗎？維護美國的利益……難道不是我的首要的職責嗎？

雖然如此，在拿騷會談以後，肯尼迪曾經準備就核武器問題同戴高樂展開全面的會談，承認法國是一個核國家並提供關於武器或許甚至核彈頭的援助，如果法國按照某種類似拿騷的方式，把他們的力量與北約組織聯絡在一起的話。後來在1963年——在禁止大氣層核試驗條約簽訂以後——他同樣準備幫助法國發展地下核試驗的技術，以換取法國在該條約上的簽字。但是戴高樂對於以上兩事的否定的反應——由於他對多邊核力量有所懷疑，1月間他的這種態度更為堅決——使得認真的談判成為不可能了。

總之，總統得出的結論是，無法採取什麼步驟來改變戴高樂的行動，也毋須採取什麼步驟來對他的行動作出什麼反應。這是一個他私下反覆考慮的、令人不安的結論。但是隨著西歐和赤色中國變得強大起來，而且已不大依靠各自的大國後臺，肯尼迪斷定，東西方陣營內部的分裂已成為不可避免的事，而古巴事件後緊張局勢的緩和勢必將擴大這些分裂。他無意挑起緊張局勢，使共產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