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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的人，而是尋求那些……對西方的防務承擔義務的人。我相信戴高樂將軍就是這樣一種人。所以我們會融洽相處的。

實際的情況是，肯尼迪本人既不把大西洋聯盟，也不把大西洋的和諧看作是目標本身。他關心聯盟所面臨的具體問題，諸如柏林問題、貿易談判問題以及美國的國際收支問題。但是他感到，當西方聯盟已經不再象一度曾是我們一切問題的中心問題時，當歐洲自己的實力已經使它能較為獨立地闡明其觀點時，我們的國務院的傳統卻還在引導我們從西方聯盟出發來考慮對外政策方面的每個問題。他傾向於在某種程度上把聯盟的其餘國家同國會一樣看待——即是一個必需的、但並不總是受歡迎的夥伴，他並不總能得到它的合作，他也並不總能接受它的意見，而同它保持一種不愉快的關係似乎是在所難免的。正如古巴導彈危機時期表明的那樣，當他獨力承擔起責任時，他表現得最好。

他引用了拿破崙的話：他所贏得的一切勝利都是他同盟國進行了鬥爭的結果。又引用了丘吉爾的話：任何聯盟的歷史都是相互指責的歷史。顯然，他同意他們兩人的說法。1961年就柏林問題舉行的曠日持久、毫無結果的磋商，以及盟國首都不斷傳來的來源不明的批評，常常郵感到氣惱。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注意到埋怨美國“干涉”歐洲安全的那些成員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在它們無力支付自己份內的經費時，卻仍然期待美國承擔起北約的大部分軍費（他說：“一種首尾一致的政策不能既要求我們軍事上存在，又要求我們外交上不存在”）。在柏林談判的步調上，他無法使麥克米倫和戴高樂兩人都滿意，並且認為讓他們兩人都不滿意比設法使他們中的一個人滿意為好。

然而，他認識到，維護盟國的團結，象透過他的立法方案一樣，對於實現他的目標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他象在國會里那樣，在聯盟中孜孜不倦工作以爭取支援。雖然作為參議員，他曾把較多的時間致力於拉丁美洲、非洲和亞洲的事務（在擔任總統後，他繼續對這些地區給予前所未有的注意），但他認識到——正如他在柏林危機時所表明的——西歐是美國有“重大利害關係”的首要地區。雖然有人指責他使北約組織每況愈下，他強調使用常規力量去同共產黨的“蠶食”政策相對抗的方針——以代替美國核保護傘的絕對依賴——實際上卻使北約組織的正式成員國比它們在其他情況下能起更為重要的作用。他反對各國擁有單獨的核威懾力量的主張雖然在某些盟國中不受歡迎，在某種程度上卻有助於把聯盟擰在一起。他承認——尤其是1961年在巴黎發表的演說中——西歐不再是一個捉摸不定的附庸，而是一個生產日益發展、相互日益團結和影響日益增大的平等夥伴了。1962年7月4日，他在費城獨立堂發表的一篇。互相依存宣言。中說，他期望“當前出現於歐洲的新聯邦和一百七十五年前在這裡成立的古老的美國聯邦之間建立起一種牢固的大西洋夥伴關係，一種互利的夥伴關係”。

在1961年和1962年這兩年中，他表示希望西歐將“在這場偉大的世界鬥爭中發揮（它的）作用，正如我們已經做的那樣……不要只是自顧自，僅僅成為一個富裕的、小心翼翼地與世隔絕的集團。”他鼓勵歐洲的經濟、政治一體化，包括堅持英國加入共同市場，即使這樣做會給美國商業帶來一些麻煩的話。

他最關心的是，面臨共產黨人的特殊威脅中，必須保持西方的團結。1961年，他在關於柏林問題的演說中說道，“如果有一條首先會導致戰爭的道路的話，那就是軟弱和不團結的道路。”他並不期望聯盟在越南、剛果、塞普勒斯以及諸如此類的次要問題上緊密團結。但是他卻決心要使聯盟在和蘇聯發生的任何重大對抗中團結一致。

第十七章　世界領袖（2）

1963年聯盟內部的風波

當柏林受到戰爭威脅時，以及後來在古巴導彈危機中又出現戰爭威脅時，聯盟都頂住了。但是肯尼迪在古巴取得的成功，使赫魯曉夫修改了他關於柏林的計劃。力量的均勢變得更穩定了；我國威懾力量的優勢受到了歡呼；而不恰當地相信危機已經過去的西歐人，立即沉湎於總統所謂的“內部糾紛的舒適環境”之中，並且對他們的強大的美國保護人表現出一種合乎情理的怨恨。

肯尼迪…麥克納馬拉作出的取消閃電空對地導彈進一步研製工作的決定，激起了一連串事件，造成了最早的，本可以避免的一場風波。與北極星導彈和民兵導彈相比，這種高度複雜的武器成本昂貴，一旦有更為可靠的手段發展起來可以做同樣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