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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聯合起來，以暫時彌補起西方的分裂。

然而，決定不改變美國的戰略，並不意味著完全不採取行動。肯尼迪開始更懇切地爭取更多的歐洲人，對他們希望在東西方和核武器問題上有較大的發言權表示同情，並對西德人給予特別的關注。他知道歷史將樂於看到法國和德國和解，所以他拒絕了所有要他迫使阿登納在美法之間作出抉擇或迫使他延期批准新的法德友好條約的建議。但是他確曾鼓勵波恩採取使戴高樂很狼狽的做法，即在批准該條約的同時加上一段序言，重申德國對北約組織和大西洋團結的保證。

同時，他還著手進行多邊核力量的談判，向法國和一支最終要建立起來的全歐核力量敞開大門。這支全歐核力量將得到美國的援助，但並不受美國的限制，這一點體現在建立一個由兩方（美國和歐洲）組成的西方核理事會上面。1963年5月召開的北約組織會議組成了一支盟國核力量（不是多邊核力量，而是指一些英國轟炸機和五艘美國“北極星”潛艇，它們由北約司令部指揮，但同時仍保留在其本國的編制之內）。他還作出安排，使歐洲的軍事官員更為全面和更為平等地在奧馬哈戰略空軍總部參與擬定核目標的工作。肯尼迪還設法加強美元地位以應付更嚴重的國際收支逆差，並且根據擴大貿易法推動關稅談判。他還推動貨幣改革的磋商和建立大西洋兩岸聯絡所採取的其他微小而堅定的步驟。進展是緩慢的，但是在一個改變世界政治建築的基本結構的長期演變過程中，美國是能保持耐心的。他感到這種長期的演變是不可逆轉的。

肯尼迪給戴高樂的最有力、最成功的答覆——一件他險些準備取消的事——就是1963年6月他的西歐、特別是西德之行。他受到的熱烈歡呼，甚至是戴高樂上次成功的訪問中都未曾有過的。總統在抵達波恩機場時，立即就他此行的目的作了簡括的敘述：

我在“大聯盟”的存亡關頭遠涉大西洋，行程約達三千五百英里。我們的團結是在危急的時刻鑄成的；它在和平的年代裡也必須保持下去。……現在，我們兩國和所有其他盟國在經濟、軍事、政治等各方面都互相有所依賴。……

我在貴國停留的時間是非常短促的，但是……只要你們需要美國呆在歐洲大陸上，美國就將呆在這裡；我們的部隊和我們所承擔的義務都將繼續保持，因為你們的安全就是我們的安全。你們的自由就是我們的自由；而對你們領土的任何進犯也就是對我們領土的進犯。出於需要，也是出於感情，在我們走向和平或是走向戰爭的道路上，我們的命運完全是一致的。

兩天以後，在法蘭克福德國第一屆議會的誕生地——具有歷史意義的保羅大教堂——肯尼迪在他擔任總統以後最精心推敲的演說之一中，闡述了大西洋夥伴關係這一主題。他說，西方盟國不僅面臨著共同的軍事問題，而且面臨著類似的國內經濟問題。它們不僅被危險的威脅聯絡在一起，而且還具有共同的利益和目標。

試圖控制歐洲的決策機構的做法，並不符合（美國的）利益。如果那是我們的目標，我們寧可看著歐洲分裂和削弱，以便美國逐個地對付它們。與此相反，我們矚望於一個統一、強大、用一個共同的聲音說話和以一個共同的意志行動的歐洲，一個能夠以完全平等的夥伴身份解決世界問題的世界強國。美國將冒著自己的城市遭受破壞的危險來保衛你們的城市，因為我們需要以你們的自由來保衛我們的自由。……凡是懷疑我們的保證或否認美國與歐洲不可分割的人，凡是想把歐洲同美國分割開來，或者在盟國之間搞分裂的人，只能使那些與我們為敵和唯恐西方不亂的人，得到好處和感到舒服。

肯尼迪透過歐洲電視臺向西德和義大利各地重申了這些信念，他在同這些國家的領導人，以及同英國的麥克米倫進行的一些頗具成效的私人會談中也重申了這些信念，所以下一週他離開歐洲大陸時確信——根據市民，領導人和新聞界的反應——“我們承擔的義務及其永續性已經得到了理解。”

同世界其他領導人的接觸

在肯尼迪執政的第一年裡，他平均每週親自會見一個以上外國政府的首腦和政府高階官員，以後他也常常這樣做。他出國訪問過十一個外國政府首腦，並在白宮接待過五十多位總統、總理、首相和王公貴族等。他對每次會晤都作好準備——無論是會見法國總統還是多哥總統——探討關於別國的全部現有的資料，包括其政治、人物以及所存在的問題。他憑記憶列舉出當地的統計數字，引用他們的著作或歷史方面的材料也不帶記錄本，這使他的東道主和來訪者得到深刻的印象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