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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這段話的中心意思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極左思潮干擾了中國的對外政策，它損害了中國同緬甸等國家的關係，也損害了我們整個對外工作。周恩來在談話中特別提到的我們同英國關係遭到更多、更大的破壞，指的是同一時期在北京發生的“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的重大涉外事件。就在這一事件發生的前幾天，外事部門的造反派擅自宣佈在外交部“奪權”，使新中國建立以來一直為毛主席、周總理直接掌握的外交大權，一連數日失控（在外交部“奪權”之前，極左思潮已嚴重影響了整個對外工作，造成上述一系列嚴重後果），直至發生“火燒”事件。有關外交部“奪權”的來龍去脈，還需再回過頭來從前面說起……

就在毛澤東批評“極左派”以流言襲擾“周公”的那個極不尋常的5月份之後，外事口的造反派確實“安靜”了一陣子。迫於形勢，有的造反派組織還不得不就炮打總理的言行展開內部“整風”，作了“檢討”。儘管如此，外事口造反派們仍念念不忘外交部陳毅的“問題”。這一時期，陳毅雖因“二月逆流”問題奉命“請假檢討”，但在周恩來精心安排下，他仍常出現在一些外交場合，或陪周恩來赴機場迎送客人，或以外交部長的身份單獨接見外賓。

6月下旬，尚比亞總統卡翁達來華進行國事訪問。在一次宴會席間，與外事系統風馬牛不相及的北京航空學院紅衛兵組織負責人（即赫赫有名的北京大專院校紅衛兵的“五大領袖”之一）韓愛晶借敬酒機會對陳毅說：“陳老總，我們喊要打倒你，不是真的要把你打倒，而是要把你‘打’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來。”對這種半是討好，半是挑釁性的語言，陳老總聽罷不由得怒火中燒，瞪起了眼睛。這時，猛見周總理正用眼神暗示：外交場合，注意影響。於是，外交部長迅速恢復了平靜，他不動聲色，未置一詞，把這位不可一世的造反派頭頭尷尬地晾在了一邊。

幾天之後，周總理對外交部造反派宣佈：陳毅同志現在外事工作忙，不能下去（“檢查”）了。你們堅持批判“錯誤”，我也同意，但對陳毅同志的“問題”，我早就說過，你們可以提你們的意見，我也可以來聽你們的意見，但中央對此沒有作結論，你們不能強加於我。即使批判“錯誤”，也必須擺事實，講道理，不能動不動就宣佈“打倒”。當造反派提出要對5月間的事作“檢討”時，周總理把手一擺，輕鬆地一笑：“我不聽，我不計較這些。計較這些，我還做這個工作嗎？年輕人，許可你們犯錯誤。”

我們的總理，以他那博大的胸懷，又一次寬容了屢犯錯誤的年輕人。

這一年7月，在中國大地上爆發了一件震驚中外的大事——武漢“七·二O”事件，該事件由中央派往武漢處理問題的謝富治、王力所引發。中央文革成員王力因擅自發表支援某造反派觀點的“宣告”，引起另一派群眾的強烈不滿和憤怒，將王揪去辯論，混亂中將其打傷。為保護正在武漢的毛澤東的人身安全和妥善處理當地兩派糾紛，周恩來不顧個人危險和勞累，乘飛機頻繁往來於武漢、北京之間，最後將毛澤東轉移，將王力救出。這本來是一件由許多偶然因素所促發的事件，其中，作為中央代表的王力本人更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是，林彪、江青卻各懷不可告人的目的，藉此大作“文章”，向武漢軍區領導人和某派群眾組織施以高壓手段；與此同時，沒有什麼名氣的中央文革成員王力也一時間名聲大噪，成了“正確處理”武漢問題的“光榮的中央代表”。正是這個王力，在外交部“奪權”等問題上扮演了極不光彩的角色。

7月25日，就在周恩來離京赴武漢之際，外事口一些院校紅衛兵置周總理多次批評、警告於腦後，組成千人“揪陳大軍”，湧至外交部門前“安營紮寨”，聲稱：不把“三反分子”陳毅交出，決不收兵。對此揪陳行動，身為國務院副總理、公安部部長、北京市革命委員會主任的謝富治（謝於7月22日從武漢返京），以及中央文革小組戚本禹等人，不僅不採取任何有效措施加以制止，反而前往“營寨”“慰問”紅衛兵的“革命行動”！於是，外交部周圍一連數週不得安寧，晝夜喧囂聲不絕於耳，嚴重妨礙了正常的外事活動。

8月7日晚，因武漢事件受傷的王力（與謝富治同日返京）拖著傷腿“召見”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代表，聽取他們關於外交部運動情況的“彙報”。對陳毅“問題”一直耿耿於懷的造反派代表，憑著他們的“直覺”，感到同這位中央文革大員談話十分入味、投機，便將其想法和不滿等，一股腦地和盤托出：我們認為，陳毅是外事口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