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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權派，根據其“三反”言行，屬於敵我矛盾；我們的口號是：“誓與陳毅血戰到底！”有關對陳毅問題的看法，我們多次與總理談過，但現在外交部運動阻力仍很大。

這時，王力插話：“外交部運動阻力大？（輕蔑地）外交唬人嘛，別人不能幹，了不起，把它神秘化，只有少數專家才能幹。你這外交就這麼難？紅衛兵就不能幹外交？有人說你們方向、路線錯了，那陳毅的方向、路線倒對了？”

當“彙報”到現外交部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沒有真正打倒，業務工作還是由原來的班子抓時，王力突然發出一連串的提問：

“你們1月份奪權，奪了多少權？‘業務監督’權有多少？能‘監督’得了嗎？部黨委班子沒有動吧？革命不動班子？這麼大的革命，班子不動還行？！為什麼不能動一動班子？……總理不是講過‘老、中、青’‘三結合’嗎？為什麼外交部班子不可以搞‘三結合’？”

造反派回答：“有人批評外交部奪權過頭，說業務大權是中央的……”

王力（異常激動地）：“這話不對！革命和業務不能分開嘛！我看你們現在沒有真正掌握實權，有點實權才有威風。現外交部還是原班人馬，原封未動。那麼‘文明’啊？這是幹革命！（幹外交）不一定是原來的‘長’，誰站出來革命、誰合適就誰幹。對那些不革命的、不擁護主席革命路線的，不管他什麼級別、什麼資歷，什麼‘長’，統統打倒！有人不贊成‘打倒劉（少奇）、鄧（小平）、（陳毅）’的口號，為什麼不能喊？文化大革命都一年多了，外交部竟出現這類怪現象，令人深思。”

當談到陳毅“問題”時，王力認為：“陳毅應該到群眾中來接受批判。群眾呼一呼口號有什麼錯誤？揪陳毅大方向當然對，為什麼不可以揪？他犯了錯誤，又不到群眾中來接受批判、接受檢查，就是可以揪。……方法問題是次要的，不要把人家方法上的問題誇大上綱，說的那麼嚴重！”

最後，造反派還卜分抱屈地提到，造反派在內部“整風”中檢查了對總理問題上的錯誤，但有些同志感到“壓抑”：“聯絡站”成立半年，“整風”就用了3個月，“檢查”了好幾次……

王力不以為然地說：“‘整風’應長革命派的志氣，把毛病去掉，但不能磨掉銳氣。你們有多少好檢查的？他們的問題那麼嚴重，他們檢查了多少？……你們有什麼過火？我看沒有什麼過火的地方，文革小組對革命派總是支援的！革命不能半途而廢，堅決支援你們，將革命進行到底！”

以上，就是為後人謔稱之“王八七”講話的主要內容。對於幾個月來一直感到“壓抑”的造反派來說，這番講話不啻是一針“強心劑”，那刺激效應可想而知。在造反派眼裡，王力不僅是中央文革的重要成員，且是剛剛在武漢“七·二○”事件中光榮負傷、“勝利”凱旋的一位英雄！這時候，即使是頭腦再遲鈍的人，也不會忽略這樣一個簡單的“邏輯”：王力在武漢事件中可以“代表中央”全權處理一切問題，那為什麼不可以在外事口運動方面“代表中央”說話？至於王力講話中的許多觀點與周總理歷來的講話大相徑庭，甚至露骨地批駁了總理的一些看法，這再次證明總理和中央文革在對造反派態度上的格格不入，證明外事口運動的“阻力”全都來自於總理！

也就是從這一天起，百忙中的周恩來開始連續出席外事部門的“批陳”會議。他親自到會的行動，不僅是履行過去的諾言，也是以“陪鬥”方式來保護自己的老戰友，防止發生意外。由於外事口單位多，有時一週內要安排好幾場“批判會”，總理實在抽不出身來，他就委託中央政治局常委、副總理李富春代他出席會議，並派出自己的秘書和衛士長一同前往，以便隨時瞭解、掌握情況。在此之前，總理還就會議的具體形式、方法等同造反派訂下“約法三章”，即“批判會”要以小會為主；會上不許喊“打倒”口號、掛“打倒”標語；不許有任何侮辱人格的舉動，如搞變相武鬥、揪人等……造反派當面答應了。

然而，從第一次“批判會”開始，造反派就出爾反爾，自食其言，導演了一出出撕毀協議的惡作劇：

8月7日午後1時，周總理冒著盛夏酷暑，驅車趕到外交部小禮堂，準備出席在這裡召開的小範圍的“批判會”。他剛走到會場門口，便得到衛士長成元功的報告：會場內掛有一條“打倒三反分子陳毅”的大標語！已經踏上禮堂門前石階的總理立刻止住腳步，當面質問會議主持人：“昨天說的好好的，已經達成‘協議’了嘛，你們還這樣幹！”說罷，他站在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