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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的批示雖十分簡短，卻極不尋常，可稱得上字字千鈞。首先，他明確提出了“極左派”這一概念。幾個月前，毛澤東也使用過這個概念，但當時指的是搞“打、砸、搶”的造反派。而這次毛澤東又親自將這一概念賦予了新的內涵，即炮打、攻擊周恩來的言行，均屬“極左派”之列。這樣一來，不論明裡或暗中支援、慫恿這類言行的人，也就自然成了“極左派”的支持者和後臺。這無疑是對江青、康生等一夥人的沉重的一擊。此外，毛澤東又特別要求“文革同志”（即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向炮打周恩來的造反派們“做說服工作”，其用意也是不言自明的。次日，周恩來在該件上再批：此件即送中央文革小組各同志傳閱。——這是周恩來以貫徹執行毛澤東指示名義，在同江青、康生一夥對抗的“棋局”中，變被動為主動，走出的一步漂亮的反“將軍”！

江青等人在接到毛澤東、周恩來批件後有何想法，我們不得而知，或許這永遠是個歷史之謎了。但在此前對所謂“伍豪事件”（即三十年代初由國民黨特務機關炮製的汙衊中共中央領導人周恩來的所謂“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的陰謀事件，康生是這一事件的知情人。1967年5月中旬，江青曾藉此偽造的“伍豪啟事”非難周恩來。）裝聾作啞的康生，這時卻不能不有所表示了。5月31日，康生在寫給陳伯達、江青的信中稱：我建議由文革小組來召集外交部的聯絡站及所屬核心組開會，明確指出那些“極左派”的觀點是錯誤的……

身為中央文革小組“組長”的陳伯達，在毛澤東抨擊“極左派”之後雖顧慮重重，但也不敢怠慢，以後也在一些場合有所“表示”。唯有那位言必稱“毛主席的一個小學生”的江青，卻一直緘口不言，若無其事，置毛澤東批示於腦後。

儘管真真假假，陽奉陰違，來自毛澤東的“最高指示”畢竟不容抗拒。這一年6、7月間，炮打周恩來的言論有所減少，非難總理的行動也有所收斂。

三、嚴寒的夏季

翻開新中國的外交史，人們不難發現，1967年的5月至8月間，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工作的一段“非常時期”。我國同已與我建交的亞洲、非洲、歐洲的十幾個國家頻繁發生外交衝突，雙邊關係一下處於十分緊張的狀態。其中不乏周恩來、陳毅擔任外長時期致力於建立起良好睦鄰關係的一些周邊國家。

在國際關係方面，國家與國家之間難免發生這樣或那樣的矛盾和衝突，即使是長期友好的國家也不能完全避免個別時候、個別事情上的摩擦。這是由於不同國家和民族間的情況千差萬別，各個國家和人民的意識形態、政治傾向、宗教信仰、政策法律乃至風俗習慣等都不是一日所形成，既有久遠的歷史淵源，更有複雜的現實因素。因此，處理國家與國家之間關係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在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這五項原則的基礎上保持和發展正常的國與國關係。可惜的是，這個本來由中國、印度、緬甸三國共同倡導的著名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卻在1967年夏季幾乎被破壞殆盡，造成新中國外交史上最冷的一段時期。對於當時的每個事件的細微末節以至雙方“責任”大小、先後等，這裡且不去也無必要都一一加以考證、評判，但我們不妨從周總理後來同緬甸聯邦主席奈溫將軍的一篇談話中，來冷靜地反思這段沉重的歷史：

“今天上午主席閣下談到1967年的事情，這個事正如閣下所說，的確是很遺憾的。發生這個事件的原因，邊界問題關係不是太大。……你知道，1967年我們正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有一些極左思潮，……1967年事件的直接起因，是華僑為佩戴毛主席像章，引起糾紛，以後牽涉到我們駐緬使館，發生了數十人死亡以及華僑被捕的情況，……當時正是文化大革命運動發展到高潮的時候，上百萬群眾連續幾天在你們使館門前過來過去。我們擔心會發生像在仰光對中國使館採取的那種激烈的行動，衝進去，傷害了人。我打電話給外交部和北京衛戍區制止了事態的發展。幸好那時我打電話還有效，把你們使館保護住了，沒有發生像我們駐仰光使館所遇到的情況。還有一次，大約在7月初，受極左思潮影響的群眾在壞人的操縱下，開了一個大會，要衝外交部，同時要衝緬甸駐華使館。這件事也被我擋住了。”“在那個階段，極左思潮影響到我們外交部。……好在當時中緬關係發展到這個程度沒有再發展下去。我們同英國的關係走得更遠一點，時間更長一些，受到的破壞更多一些。”

這是周總理1971年8月間的一次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