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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思想解放，董朝才的眾多決策也非常超前。

1985年柳市發生一起經濟案件。名為集體實為合夥的“紅帽子企業”柳市物資儲運服務站兩個合夥人分了8萬多元利潤，第二年6月，二人被刑拘後以貪汙罪判刑。此案在溫州多達10萬戶“紅帽子企業”中引發地震：“紅帽子企業”利潤到底該怎麼算？當時滯後的法律條款留給人們的又是一個尷尬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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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節：異想天開的生意經（3）

難題擺到董朝才面前，他明確表態，不能把個人合夥企業當傳統意義上的集體企業處理。法院立即宣告兩個合夥經營者無罪——這一判決實際上承認了新興股份合作經濟的合法地位！

董朝才還有一個功勞。1988年9月18日，經過董朝才再三爭取，中央批准成立“溫州經濟實驗區”。中心任務是“探索一條主要依靠群眾自身力量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新路”。有了這柄“尚方寶劍”，表明溫州改革什麼都可以“試一試”：效果好就推廣，效果不好就規範……換句話說，溫州“自費改革”第一次受到了肯定。1990年1月，任期未滿的董朝才被調離他用。雖然有點意外，卻也在預料之中。董朝才上任之始就說過，為了真正為溫州辦一些實事，他隨時準備豁出去。他說：“我把官帽子放在辦公桌上。”是的，一個真正的改革家是絕不會被任何形式的利誘和威脅的“帽子”壓倒的。

離開溫州的頭一天晚上，外面下著大雨，董朝才和原溫州服裝商會會長劉松福撐著一把破傘來到鞋革小商品市場。已經是夜裡10點多鐘了，市場依然燈火輝煌人聲鼎沸。董朝才動情地說：“老百姓兜裡的錢多了一點，心裡也踏實了。要是中國到處都有這樣的市場，該多好呀！”

兩個紅標頭檔案頂牛

蕭規曹隨，也需勇氣。

繼董朝才之後，一位面目慈祥的“保姆”不聲不響地擔負起哺育“溫州模式”這個襁褓中嬰兒的重任。他就是抗戰時英勇犧牲的中共浙江省委書記劉英的兒子劉錫榮，地道的溫州人。

在堅持溫州改革方面，劉錫榮不肯張揚，行事低調。他認為，馬克思所說的“資本是最講平等性和法治化”在溫州越來越明顯。既然資本自身具有協調社會經濟公平公開公正走向的神秘力量，那麼政府就應該順應這種力量。

隨後，劉錫榮的一個“被迫之舉”開創了中國民航建設的新的一頁。劉錫榮在任上建成了中國首家集資機場，同時又“被迫”發明了現在已在全國機場增收的“機場建設費”。

地處浙南偏僻一隅、只有“死（水）路一條”的溫州要想經濟持續騰飛，必須有一座現代化的機場。這早已是溫州幾屆領導班子的共識。但在國家計劃內短期並無修建溫州機場的方案。劉錫榮決定，除了溫州及浙江省財政拿出一部分資金外，機場建設資金缺口採取向民間集資的方式籌款！

精明的溫州人立刻從中嗅出商機，大量的民間遊資很快進入機場建設，而劉錫榮則給政府定下規矩：３年不蓋宿舍樓，５年不買小轎車。

1990年7月4日，全國第一個以地方集資為主的溫州機場建成並舉行了首航儀式。

本來是一件可喜可賀的大好事，但劉錫榮卻頭痛起來。按國家相關法規政策，機場要交由中國民航總局經營管理，而民航總局是不會用錢來“買”這個主要用民間資本建成的溫州機場的。他們只消按政策“收過去”就行了。

劉錫榮急了！溫州政府和溫州民間花了那麼多錢建這個機場，還給所有民間投資者作了承諾。可現在怎麼就被“無端”地拿走了呢！地方政府又怎麼向投資者交代呢？

好吧，你有你的政策，我有我的理由。劉錫榮被逼上了梁山。他想，人民機場人民建，使用者就應該付錢。否則誰還敢投資來建機場？！於是，市政府下文，“機場建設費”應運而生。

溫州此舉一出，全國各地群起效仿。民航總局卻認為“機場建設費”屬於亂收費，專門下紅標頭檔案予以制止。於是，在溫州機場出現了一個匪夷所思的奇特景觀：一張蓋著國家民航總局大印的紅標頭檔案貼在售票視窗旁，內容為《關於禁止收取機場建設費的通告》；而另一張蓋有溫州市人民政府大印的紅標頭檔案則並排貼在旁邊，內容為《關於收取機場建設費的通告》。

兩個紅標頭檔案頂上了牛。劉錫榮決定北上找民航總局領導談判。

據說，在北京，劉錫榮據理力爭，從溫州機場增收機場建設費說到亟待改革的中國民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