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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掀起了一片要求太后垂簾聽政的聲浪。掌握兵權的勝保說：“事到如今，非皇太后臨朝聽政執掌權柄不可。否則，沒有辦法安定人心，維持政體。”

文武官員們看到生死大權都已操在奕訢、勝保等人手裡，誰也不敢出面反對，王公大臣照例到皇宮去給小皇帝請安。那拉氏突然拿出早已寫好的以小皇帝名義釋出的聖旨，宣佈解除八大臣的職務，將載垣、端華等人逮捕。載垣、端華還沒弄清是怎麼回事，事先安排好的侍衛就如狼似虎地撲上來把他們按倒，押送監禁了。那拉氏又立即派侍衛去捉拿遠在路上的肅順。肅順護送靈柩走到密雲縣，天已經晚了，他剛剛睡下，逮捕他的侍衛就闖進門，把他從被窩裡拉出來綁了。

政變成功了，由於這一年是舊曆辛酉年，所以叫“辛酉政變”。在向王公大臣宣佈八大臣的罪行會上，那拉氏一把鼻涕一把淚地訴說肅順等人如何不遵法度，怎樣欺侮她和小皇帝，說得活靈活現。她還說：“先皇根本沒有讓這些人贊襄政務，這是肅順等人私自搞的鬼把戲，那先皇的遺詔是假的。”

小皇帝載淳也按照那拉氏預先教好的話說：“這些人忘恩負義，應該殺頭。”

最後，恭親王奕訢被任命為議政王、軍機大臣。那拉氏和奕訢等商議，決定把他們最恨的肅順斬首，命載垣、端華自殺，其他五人分別充軍或者革職。接著，那拉氏和奕訢安排載淳登上皇帝的寶座，廢除八大臣擬定的“祺祥”年號，改第二年為“同治”元年。那拉氏假裝謙卑地說：“宋朝有皇太后垂簾聽政先例，我不敢獨自臨朝聽政，就和母后皇太后一同聽政吧，年號‘同治’，就是我們倆一同治理天下的意思。”

三、辛酉政變獲勝的原因和影響

辛酉政變是君權與相權的一次重大的衝突，它勝利的直接原因有以下幾點：

首先，兩宮皇太后和恭親王奕訢，利用顧命大臣對慈禧和奕訢力量估計過低而產生的麻痺思想，又利用了帝后雖是孤兒寡母，卻掌握著“御賞”和“同道堂”兩枚印章，顧命大臣雖可擬旨，但不加蓋這兩枚印章卻不能生效，而兩宮太后與奕訢卻有可由大臣擬旨加蓋這兩枚印章　即能生效的有利條件。

其次，兩宮皇太后和恭親王奕訢，搶佔先機，先發制人，沒有隨咸豐帝的靈柩同行，從而提前返回爭取了時間，同時利用七月十七日咸豐死到咸豐靈柩運往皇宮，其間七十四天的充分時間，進行政變準備。

再次，兩宮皇太后和恭親王奕訢，抓住並利用官民對英法聯軍人侵北京、火燒圓明園的強烈不滿，把全部歷史責任都推到當時主政的八大臣頭上，也把咸豐帝到承德的責任加到他們頭上，從而取得了政治上的主動權，爭取了官心、軍心、旗心和民心，顧命八大臣則成了替罪羊。

辛酉政變，表現了慈禧和恭親王奕訢的權謀智慧，它的重大結果是清朝體制的一大改變，否定了“贊襄政務”大臣，而由慈安皇太后與慈禧皇太后垂簾聽政。同時，恭親王奕訢成了議政王，這是當年睿親王多爾袞輔政的再現。但有一點不同的是，既由皇族貴族擔任議政王、軍機大臣，又由兩宮皇太后垂簾聽政，這樣皇權就出現二元：議政王奕訢總攬朝政，皇太后總裁懿定，這個體制的最大特徵是皇太后與奕訢聯合主政，後來逐漸演變為慈禧獨攬朝政的局面。隨之產生一個制度：領班軍機大臣由親貴擔任，軍機大臣滿洲兩人，漢人兩人。在同治時期，大體維持了這種五人軍機結構的局面。

辛酉政變後，內有兩宮皇太后垂簾聽政，外有議政王奕訢主政，又遇上難得的歷史機遇，在國內處於“太平天國”與“義和團”兩次重大社會動盪之間，在國際上處於英法聯軍與八國聯軍兩次入侵之間，政局如同處於兩次大風暴中間的緩衝期。同治之前的道光、咸豐，之後的光緒、宣統都沒有這樣的有利條件，於是開始了同治新政。日本的明治維新也在此時進行。在奕訢集團的主持下，新政的主要措施有：成立總理衙門、設立同文館、辦新式學校、派人出洋、辦廠開礦、修築鐵路等，實行學習西方近代化舉措，開始走向開放、進步。

然而，這一新政的效果卻與人們的期望相差太遠，沒有使中國走出困境，基本上只是為中國的未來播下了一些種子，卻沒有收穫；而同期的日本明治維新卻一下子使日本成為與西方列強並駕齊驅的強國，這是為什麼呢？當然原因不可能是單一的。中國強大的儒家專制文化傳統、幾位中興大臣之間的內耗、國民的素質低下等等都是。在所有阻礙中國復興的原因中，經過“辛酉政變”登上清朝權力巔峰的葉赫那拉氏慈禧的個人因素顯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