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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羅斯特海軍上將不願意僅僅因為陸空軍將失去它們的敵人，海軍也跟著大量裁減。特羅斯特爭辯說，蘇聯海軍力量仍在不斷增長，在情報未證實情況與此相反之前，美國艦隊不應大量削減。

海軍陸戰隊多少硬氣一些。不論蘇聯存在與否，他們本身已成為國家的“911”反應部隊，這是不無道理的。海軍陸戰隊司令阿爾·格雷上將（在我們開會時口嚼菸草的一個富有特色的傢伙）只同意對陸戰隊進行象徵性的裁減，否則他會拼命鬥爭到底。其實，海軍陸戰隊也是由於里根的加強防務政策而得以壯大的，它當時針對蘇聯的威脅，而現在這種威脅正在消失，所以海軍陸戰隊也不得不削減。

我不可能取得集體的一致意見。然而參謀長們也知道，有了戈德華特—尼科爾斯法的授權，我無需取得一致意見。我可以根據我自己的看法向國防部長和總統提出我的建議。但從實際出發，我知道我們必須使新的美軍成為一支團結的隊伍。

幾天以後，11月10日，在東德政府的默許下，一種信念的象徵——柏林牆倒塌了，東德人潮水般地湧進西柏林。連最死硬的反共人士也不得不認為，舊秩序不是簡單地在變革，而是土崩瓦解了。11月14日，我鼓起勇氣向切尼部長呈交了我的戰略概覽。他雖沒有當場表示欣然接受它，但給了我一個公正申述的機會。如果我們的防務不得不突然調轉方向，切尼要親自改變而不是靠旁人來指導這削減兵力的板斧。他還有一件事一直掛在心上，那就是數週後布什將赴馬耳他與戈爾巴喬夫進行首腦會晤，而總統目前尚無關於未來的戰略方案。他在審閱了我的圖表以後說：“好，我們把它送給總統看看。”

我回到辦公室，並告訴參謀人員要在下班前準備好一整套圖表，因為國防部長和我第二天要去白宮。他們露出了吃驚的樣子，而我是瞭解箇中原因的。在過去，比我的設想溫和得多的大轉變要透過聯合參謀部的錯綜複雜的機構，得費幾年工夫而不是幾天的時間。

第二天當我們進入白宮情況室時，切尼露出了我以前從未見過的不安神情。在這以前，他和斯考克羅夫特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副手鮑勃·蓋茨一直在說共產黨內部很可能擊敗戈爾巴喬夫，並恢復原來的統治。而現在切尼卻要讓他的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向總統大肆宣傳與此相反的論調。不管他心情緊張與否，我都佩服他。他願意根據新的證據來測試他的基本信念，而且他要讓總統有同樣的機會。這一天待在情況室裡的是布什班子的核心成員：總統、副總統丹·奎爾、白宮辦公廳主任約翰·蘇努努、國務卿吉姆·貝克、財政部長尼克·布雷迪，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和蓋茨。在場的還有行政管理和預算局局長迪克·達曼，他將不勝震驚——一個防務班子居然提出要減少防務開支。

我陳述己見。總統在細心聽我說，但不露聲色。我達到了我在這個階段的最大希望：既不是綠燈，也不是紅燈，可能是黃燈。要小心地前進。布什總統提出兩個問題。我們該向蘇聯提出的底線是什麼，我們期望得到什麼樣的回報？因為他在數日內就要去馬耳他與戈爾巴喬夫進行首腦會晤，這些問題事關重大。切尼說我們將在他出發前給他答覆。

卡爾·沃諾曾告誡過我，只要我能做到一件事就能得到各軍種參謀長們的支援，那就是我得經常向他們通報情況。而我這次恰恰違反了這條規則。儘管他們都大體知道我的想法，我還是應該在呈報總統之前，向他們通報具體的《戰略概覽—1994》彙報材料。我沒有這樣做的唯一藉口是時間緊迫。第二天，我把參謀長們召集到“坦克”①　裡，那是五角大樓內留給聯合參謀部開會用的掛著窗簾的保密房間。在每個軍種參謀長坐位旁都慣常地擺上不同的甜食和乾果，對這些東西，有的人不屑一顧，有的人則狼吞虎嚥般地吃光。我展示了我前一天呈報總統的同樣的投影片。我看到他們個個驚奇得瞠目結舌，同時對我揹著他們做這件事感到不愉快。我決心以後不再犯這樣的錯誤。

在總統前往馬耳他之前，切尼和我向他提議，他要讓戈爾巴喬夫知道我們正在計議的變革。作為回報，他應迫使戈爾巴喬夫迅速將蘇軍撤回蘇聯國內，使他們不構成進攻性威脅。他還應迫使戈爾巴喬夫對蘇聯軍費開支作較大幅度的削減，並停止蘇聯對第三世界叛亂的支援。

沒過多久，發生的事件證實了我對麻煩地點的預測。1989年11月底，也就是吉羅爾迪政變失敗以後、“正義事業”行動開始之前，我們又不得不對反菲律賓總統科拉松·阿基諾政變做出反應。我讀過前副總統丹·奎爾在其《站穩腳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