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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書中對這次叛亂的描述。他寫道：“我是一個提出問題、尋求方案和力求達成一致意見的人。我還記得拉里·伊格爾伯格（代理國務卿）後來說過，如果我不去那裡，我們就可能制止不了菲律賓的政變。這是我們兩國關係中的重要時刻，對於我個人來說也是重要的時刻。”可是，我們中有些人記得的事件經過與此稍有出入。

11月29日，切尼和我剛從布魯塞爾開會回來。切尼已筋疲力盡並患了感冒，在家休息。我次日下班回家，慶幸能在晚飯後不久就上床睡覺了。一小時後，電話鈴響了，湯姆·凱利通知我，菲律賓發生了以埃德加多·阿貝尼那將軍為首的政變。我立即去五角大樓內的全國軍事指揮中心，剛過11點就到了那裡。我進入一間專門用作處理該情況的房間。那是一間空間不大、天花板低的房間。灰色的地毯壓低了我的腳步聲。房間裡的氣溫低，這樣做有利於超靈敏度電子裝備的效能發揮。我們正在使用一種新的遠距離通訊會議系統，可使各個不同機構的人員無需離開他們的建築物就能開會。用該系統處理實際的危機，這還是頭一次。我坐在桌前面對著5臺電視監視器。在第一臺螢幕上，我可看到白宮的情況室，副總統奎爾坐在桌子的中心位置上。奎爾出面是因為布什總統正飛赴馬耳他與戈爾巴喬夫會晤。在國務院的拉里·伊格爾伯格的面孔佔據了第二臺監視器的螢幕。第三臺螢幕上是中央情報局局長比爾·韋伯斯特。第四臺螢幕上是負責國際安全事務的國防部長助理哈里·羅恩，當時他在五角大樓樓上。在第五臺螢幕上，看到我自己。在我身旁坐著的是副主席鮑勃·赫雷斯上將，他曾經也是主席候選人之一。赫雷斯不久將退休，但他在退休前的日子裡對我傾力相助。在我接替他以後，他就回家略事休息，以便保證第二天早晨我們兩人中有一人精力充沛。還有，純屬碰巧，我們駐太平洋部隊總司令亨廷頓·“亨特”·哈迪斯蒂海軍上將也到場了，他是從檀香山來五角大樓參加預算會議的。

我被告知，科拉松·阿基諾總統稱，馬尼拉的總統府正遭叛軍飛機的轟炸和掃射。她請求美國進行軍事幹預以制止這種攻擊。伊格爾伯格極力主張答應阿基諾的請求。“我們支援過這一民主政府，”他說，“我們必須做出反應。”零星的報告源源而來，到處有槍戰，而且可能需要把阿基諾救出總統府。但是，我們收到的情況，與其說是確鑿的情報不如說是混亂的訊息。

我們駐馬尼拉大使尼古拉斯·普拉特再次確認，菲律賓官方請求我們轟炸叛軍控制的一個飛機場。停在這個機場上的二戰期間的破舊不堪的老式T…28型螺旋槳教練機，就是將要攻擊首都的飛機。國務院再一次急切地要求做出反應。我打電話給切尼並告訴他最新的情況。他今晚要在他病床上親自處理這件事，因為他可透過保密電話與總統座機聯絡。我還猜想，切尼寧願待在家裡而不想在監視器螢幕上與奎爾打交道。在我看來，切尼在做出軍事決策時是希望直接與總統商量的。

副總統說，他立即需要同總統聯絡，向他提出一項建議。新聞界曾抨擊我對10月份巴拿馬的吉羅爾迪政變猶豫不決。如果想消除任何猶豫不決的印象，現在就應當豁出去幹。但是，我不想一窩蜂地衝動行事。我開始不斷地提出問題。我們可以轟炸那個機場，但我們知道我們轟炸誰嗎？我們襲擊誰，是叛亂分子還是忠於科拉松·阿基諾的人？國務院可能想象出的是進行一次乾淨利落的外科手術式的攻擊。相反，我想到的是，擔驚受怕的年輕的飛行員第一次駕駛沒有精確制導自動裝置的飛機執行戰鬥任務。我的擔憂是，一旦我們開始攻擊機場上的飛機，我們就不可避免地要殺死人。我提醒參加電視會議的其他人：“我敢向你們保證，菲律賓人在他們的葬禮會上會嚴厲譴責我們，不論我們傷害了哪一方。”在某些階層，我們仍被看成是前殖民主子而遭到怨恨。

在我們採取行動以前，我們需要更多的現場情報。我要與菲律賓國防部長菲德爾·拉莫斯通話以便獲得確鑿的情況。碰巧，那天晚上我們駐馬尼拉大使館的美國武官也在五角大樓，他在樓上與哈里·羅恩在一起。這位軍官有一本小的黑色筆記本，上面記載著所有菲律賓國防部高階官員的電話號碼。我要他把這筆記本送給樓下的指揮中心，由我交給一名海軍值班軍官並告訴他：“不斷撥號，直到你給我接通一個菲律賓軍隊最高層的軍官為止。”

你可能會想到，我們在國防通訊方面已經花了好幾十億美元，建立了直通線路、保密線路、緊急加密線路、衛星通訊等，實現我這一要求一定易如反掌。相反，這名海軍軍官向我報告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