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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開始研究根據這些預測情況所需的相應的美國軍隊的兵力和結構。我接著完全根據出自內心深處的感覺寫下：“海軍將從550艘艦艇減為450艘艦艇；我們駐歐洲的兵力將從30萬人削減到7。5萬至10萬人；現役陸軍將從76萬人減至52。5萬人。”海軍陸戰隊、空軍和後備役部隊也都將削減。

要讓切尼接受這樣的大裁減，那是十分艱難的。他是一個強硬派，根本不願意想蘇聯會變得“較親善和較溫和”。然而，他畢竟是個內行，而且脫離國會不久，深知國會中要求削減防務開支和提取和平紅利的政治壓力越來越大。他已批准了下一個財政年度的預算實際削減了防務開支。但是這個預算並沒有反映出任何全面的戰略遠見。布什政府初期，為了提出一項新的戰略曾委託人撰寫了一份主要研究報告——第12號國家安全評論。這份材料是由職業官員和幾個指定的行政人員起草的。該研究小組並不具備總統及其國家安全委員會的遠見，也未接受他們實際的政治指導。第12號國家安全評論的主要作用就是可以作為政府的擋箭牌，擋住指責政府缺乏生氣的指責。遇到指責時，白宮可以反駁說，我們已經在進行戰略研究，第12號國家安全評論就是證明。但是，第12號國家安全評論令人失望，它是一個毫無新意的檔案，內容空泛，滿篇陳詞濫調，註定要被拋進垃圾箱。

與此同時，國會、獨立的國家安全思想庫和自稱是自由撰稿者的軍事專家的建議卻紛紛而來。如果我們要控制我們自己的命運，我們必須搶在他們前面。負責政策事務的副部長保羅·沃爾福威茨和他的新班子開始進行工作。我決心要聯合參謀部駕駛軍事戰略的列車，所以我搶先提出一些看法，即便這些看法是直覺判斷而非分析所見。與其讓人強迫我們接受其軍事改革計劃，不如我來提出一個可以使盟友團結在我們周圍，並可以使我們的指責者當作靶子的方案。

在我以獨自思考度過週末之後，奧蒂斯·皮爾遜開出主席的卡迪拉克牌轎車送我去上班。我在身心專注地思考問題，以致奧蒂斯講的什麼話，我幾乎沒有聽見。直到他把一支“貝雷塔”手槍伸進後座時，我才轉過神來。他向我保證說，他持槍是經過法律批准的，他說作為我的司機兼警衛，他應當配備武器。

進了辦公室後，我開啟磁帶錄音機並在微弱的莫扎特樂曲聲中，再一次審查了我所記的要點。然後，我叫來了聯合參謀部戰略計劃與政策部部長喬治·“李”·巴特勒中將和部隊結構、資源與評估部部長約翰·“戴夫”·魯賓遜少將。他們和他們的助手就軍隊改革問題已工作了幾個星期。我把我在週末形成的書面要點交給了巴特勒和魯賓遜，並要他們把這些要點改寫和繪製成彙報用的圖表。給他們兩天時間來完成。這套投影片顯示的材料標題是用我自己起的名稱——《戰略概覽—1994》，但我引用了一個出自戈爾巴喬夫的副標題：《當你失去頭號敵人時》。

儘管這時我擔任主席職務才一個月，但我提醒參謀長們要認清變革是不可避免的，並要他們與我保持一致的看法。他們都是聰明的有經驗的人，都會看到蘇聯正在發生的變化。但是，他們每個人作為軍種首長，都經管著一個在過去花了大量投資的龐大的行政實體。每一個參謀長自然都希望兵力裁減更多地落在其他參謀長所代表的軍種身上。在參謀長聯席會議內部，只有主席和副主席才能保持行政體制上的中立。在對參謀長們進行多年觀察之後，我知道他們在募捐盤子端過來時只願捐獻一點零錢。他們實際上必然要被強行裁減，而且寧願被強行裁減，這樣他們便能向本軍種的編制部門證明，他們曾在預算之斧落下之前進行過頑強鬥爭。

陸軍和空軍在裁減中首當其衝，它們把國家的大部分軍事投資用來準備在歐洲與蘇聯紅軍打一場空地一體戰，而這種戰爭幾乎永遠不會打了。陸軍參謀長卡爾·沃諾和空軍參謀長拉里·韋爾奇都知道，他們的軍種必然會被大量裁減，但沒有我想的那麼多。

海軍也要進行大量削減，因為它過去的主要任務是保護大西洋航線，以便我們能赴歐洲打第三次世界大戰。保持海軍航空母艦的理由之一是為了向岸上投送力量以抗擊入侵的紅軍，而這一任務現在也已經過時了。任期只剩下8個月的海軍作戰部長卡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