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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布什總統做出了該項決定。在決定發動戰爭時,我的任務是確保我們做好準備。而且我們做到了這一點。納恩將聽證會一直拖到9月30日,即我任期的最後一天。我向他指出,到午夜時,我國的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將是代理主席,因為從法律上講,我將讓出這個職務。於是,他迅即將我的重新任命付諸表決。我得到參議院的一致確認。
海灣戰爭後,《時代》雜誌專欄作家休·賽迪寫道:“歷史上從未有過一位美國總統像喬治·布什這些天來那樣以非凡的氣度駕馭著這個風雲變幻的世界。歷史學家仍絞盡腦汁……搜尋著可與之相比的事例。他們一無所獲。”即使現在,即7個月以後,對總統的支援率仍達到穩健可靠的百分之六十六。在我得到重新確認後,看來在喬治·布什的第二個總統任期內,我還將擔任相當長時間的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
第20章 換帥
“沙漠風暴”過後數月的一天,我的心情突然又拉回到昔日在越南稻田中的時光。1991年秋天,我再次見到武公孝上尉。他於1989年12月給我寫了封信,事隔27年,我第一次聽到武公孝的音信。武公孝在信中祝賀我榮升主席職務,並向我通報了這些年來他的生活狀況。他寫道:“在你榮任如此顯赫的職務之際,我卻處境艱難。”武公孝在共產黨再教育營地內呆了13年。美國駐曼谷大使館已批准他偕同妻子移居美國。但是他的已婚子女和孫輩共7人卻未獲批准,他請我幫忙。
我前去找足智多謀的裡奇·阿米蒂奇,他對華盛頓官場和越南事務很熟悉,有辦法安排武公孝家庭的其他成員前來美國。
大約一年半後,1991年10月,我應邀去明尼阿波利斯在一項名為“明尼蘇達會議”活動中發表講話。我走進舉行活動的飯店大廳時,有一個小個子站在那裡,身披一件不合身的大衣,神色若有所失。我一眼就認出是武公孝。他等在那兒,靦腆地對我微笑。我們兩個人熱淚盈眶,緊緊地擁抱在一起。他感謝我幫忙,並告訴我他已在明尼蘇達州為他的家庭找到一個美國保人的經過。我邀請武公孝參加我的演講會,並安排他坐在講臺前面的一張桌子旁。我講話一開始就說:“我在這裡遇到了一位老朋友,一個有近30年未見面的朋友。希望大家歡迎他,他是你們的新鄰居,一個新美國人,武公孝。”武公孝站起來感謝暴風雨般的掌聲,這種命運使他顯然有些迷惑不解,他在美國的心臟地帶有了一個新的家,一個離他故鄉如此遙遠又如此不同的家,但他終於獲得了自由。
在我被重新確認為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的當日,海地歷史上第一位民主選舉的總統瓊—伯特蘭·阿里斯蒂德神父在執政後不到8個月被一個軍人集團推翻。隨著阿里斯蒂德的倒臺,海地人登上任何能漂浮的東西爭先恐後地逃往美國。10月29日,布什總統禁止美國與海地的一切商業往來以懲罰軍事獨裁政權,這使得海地人出逃的心情更加迫不及待。美軍領受了一項不受歡迎的任務,負責將出逃的海地人滯留在被我們佔領的一塊古巴領土關塔那摩灣,讓移民歸化局在那裡鑑定,他們是否可以政治難民身份合法進入美國。
到12月,五角大樓被要求拿出使阿里斯蒂德重新掌權的軍事選擇方案。我對切尼的建議是慢慢來。我說:“我們可以動用一兩個海軍陸戰連在一個下午就拿下這塊地方,但是問題是如何脫身。”1915年美國曾出兵干涉海地,理由和我現在聽到的差不多,都是為了結束恐怖,恢復穩定,促進民主和保護美國利益。那次佔領持續了19年之久。切尼無需聽我的論點。我倆誰都瞭解海地人熱切盼望逃離如此貧窮和政治上如此受壓抑的國家的原因。但是這些情況並不能說明美國的入侵是正當的。
負責關塔那摩難民事務的大西洋總部司令巴德·伊德尼海軍上將想將這項工作命名為“安全港行動”,但是我反對。因為這個名字好像舉起一塊招牌,歡迎海地人前來。然後又把他們關在一個越來越像集中營的地方。我希望起一個聽起來中性的不會引起幻想的名字。我們決定採用海軍使用的關塔那摩的縮寫;於是將“安全港”改成了“關塔那摩行動”。
儘管如此,海地人繼續從海上出逃。
也是這年的12月,我接到加利福尼亞州眾議員羅恩·德勒姆斯的一個電話。他想在五角大樓見我。德勒姆斯是黑人,他代表奧克蘭地區的一個白人中產階級居多的選區。他講起話來依據聽眾的不同一會兒像美國人爭取民主行動組織的自由派,一會兒又像他先前當過的海軍陸戰隊成員。在國會中我們常發生摩擦,但是在國會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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