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7部分(第1/4 頁)

數月前，在我們一次出差海灣地區後回國途中，我坐在迪克·切尼的旁邊，重新提起了我喜愛的一個話題。我曾下令聯合參謀部就戰術核武器的用途進行研究。聯合參謀部的建議是放棄由火炮發射的小型核武器，因為它們容易引起麻煩，需要很多錢才能使它現代化，而且在當今常規武器精度很高的情況下用處不大。我將研究報告發給四軍種參謀長，因為它的結論影響諸軍種聯合軍事原則。卡爾·沃諾——我的老夥伴、老知己和擁護者——在許多問題上支援我，但卡爾還有更深的忠心。核武器事關炮兵的聲望地位。我是在要求他的兵種自我放棄一部分。卡爾這位美國陸軍的資深炮兵不打算主持拆除其核武器的工作，他想將其他軍兵種首腦聯合起來反對該建議。報告送到五角大樓負責政策事務的部門——里根時代強硬派的避難所——他們從保羅·沃爾福威茨直至下面，全盤否決了它。不過，這是我在飛機上拿出來並交給切尼的建議，那是一份切尼的特別助理戴維·阿丁頓在上面寫滿了批評語句的檔案。切尼發出哼聲，但他開始看了。

“我知道你看到那幾位參謀長合起來以4票對1票反對我，”我說，“所以否決我易如反掌。但是不要擔心，我明年再提，因為我在這一點上是對的。”

迪克看著我，感到茫然。“我的文職顧問沒有一個支援你。”他說。

我取笑說：“那是因為他們都是像您一樣的右翼死硬分子。”切尼笑了，並繼續看下去。我們回到華盛頓後，他拒絕了我的建議。

切尼在核問題上並不是死腦筋。恰恰相反，他表現出了令人欽佩的遠見。1989年11月，柏林牆倒塌後，他命令他的文職分析人員以新的眼光研究單一統一作戰計劃中的核目標。實際上，切尼提出了一個40年來沒有得到滿意回答的問題：多少數量才足夠？他的參謀人員發現事情正在本末倒置。每次一種新的核武器系統研製成功，制定單一統一作戰計劃的人員就另尋新的打擊目標，並且達到了無法自圓其說的程度。一旦發生戰爭，我們將把一枚彈頭對準一座蘇聯橋樑，而市政廳只隔幾個街區之遙。根據當時的計劃，單單烏克蘭首都基輔就有近40件武器對著它。在華沙條約解體和東歐各國成為民主國家後，五角大樓就取消針對東歐的目標問題發生了一場大辯論。切尼和他的文職分析人員徹底改變了長達40年的根深蒂固的官僚主義想法，並在合理的基礎上重新確定核打擊目標。現在，美國和俄羅斯已經達成協議，不再用核武器瞄準對方了。

海灣戰爭後數月，即9月5日，在國家安全班子的一次會議上，布什總統敦促我們就軍備控制問題提出更新的思想。到這時，海灣戰爭勝利之花已部分凋謝。我們又回到超級大國的角逐場所，在蘇聯發生未遂政變後，這裡的形勢發生了急劇的變化。“我想看到在核裁軍問題上的一些新的主意，”總統說，“我不要高談闊論。我要實實在在的建議。”

不幾天，我們就制定了一份建議，它遠遠超出了我曾敦促的取消火炮發射的核武器的範圍。建議的範圍無所不包。取消短程核武器，像陸軍的“長矛”導彈。停飛戰略空軍司令部的已經值班32年之久的轟炸機，並卸下其核武器。除了三叉戟核潛艇上的戰略導彈外，從所有艦艇上都卸下核武器。拆除多彈頭洲際彈道導彈，僅保留單彈頭洲際彈道導彈。大膽地關閉儘可能多的“民兵”導彈發射井。這一次對急劇變化的世界作出反應的四軍種參謀長署了名，保羅·沃爾福威茨和他的強硬派分子也署了名。切尼準備順著變化的風向而動。沒出三個星期，布什總統於9月27日向全世界宣佈了這些單方面裁減核武器的建議。

在我擔任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時，我國武裝部隊擁有2。3萬枚作戰核武器。在我們自己提出的倡議與裁減戰略武器會談條約之間，我們應在2003年前減少到8000枚彈頭，即減少百分之六十五以上。

雖然布什總統任命我擔任第二屆兩年任期的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我仍需要參議院的確認。參議院軍事委員會主席參議員薩姆·納恩——他支援制裁並反對戰爭——設法確保我得不到例行的重新確認。聽證會持續了兩天，在會上，納恩批評我與鮑勃·伍德沃德的討論，就如伍德沃德書中報道的那樣。我不否認同伍德沃德談過。政府中有許多人也同他談過。會談不是什麼秘密：切尼和我也經常談起這些會談。納恩還試圖證實，對於延長制裁政策，我同他持有一樣的觀點。我提醒他，我們實行制裁幾近6個月，而它未能打動薩達姆·侯賽因（在隨後的4年中也沒有）。是否實行更長時間的制裁是一個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