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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鬥嘴40多年，完全出於他們之間深厚的愛。

放暑假時，我有時到他們家玩幾天。我特別欣賞謝利姨父在輪休日做的早餐：牛排、雞蛋和冰淇淋。這兩位老人如今都去世了，可是每次我跟他們的兒子弗農、羅傑和桑尼3個表兄弟湊到一起時，總是回憶起老兩口多年前頂嘴的情景，笑個沒完。有時候，我一個人也會突如其來地回想起這些往事，獨自發笑。

我們這個家族是一個母權社會。我愛我的姨父們，他們充當調料、笑料，偶爾也發發狠，但是大多數怕老婆。在家裡說了算的是婦女；教訓孩子、敦促孩子上進的也是婦女。但我父親盧瑟·鮑威爾是個例外。他也許因個子矮小，也許因其貌不揚，也許還因有點滑稽，總之在家裡是他說了算。

1950年，我姐姐瑪麗琳要離家到紐約州北部的布法羅市州立師範學院去上學。父親親自安排了隆重的送行活動。我們全家到中央火車站為她送行，送她上“帝國號”特別快車。父親邁著八字步走進車站，大衣兩邊搖擺著，眼含熱淚強露著笑容，純粹出於慈父心腸。他給在場的搬運工、剪票人和列車員一一分發小費，還千叮嚀萬囑咐地說：“請多多關照我的小女兒，請保證她一路平安無事。”我看見他給別人塞錢，感到不自在，可是他一貫如此。每逢節日，他總給郵遞員、加油工人和清潔工人送小費。他年輕時住在哈萊姆區，每個星期六都穿得整整齊齊，衣冠楚楚，口袋裡插著支票簿。他從第一站——擦皮鞋攤開始，一站又一站，每站送小費，莫寧賽德大道上的許多人都得到過他的饋贈。

每逢橄欖球比賽季節，儘管我球藝不高，他也要讓他的兒子戴上全街區最好的運動帽。我的第一輛腳踏車，他堅持買名牌貨，買了一輛哥倫比亞賽車牌的26白胎車。我要買西裝，他就說：“兒子，把這張信用卡帶上，到梅亞公司好好挑一挑。”可是這一切都是來自一名貨運部領班、其每週工資從來沒有超過60美元的人。有一年聖誕節，我媽媽反對爸爸邀請太多的客人。她說，他每年那麼幹，使她十分勞累。爸爸沒吭氣，出門邀請了50來位客人，然後回來對媽媽說，要是她應付不了，他就僱一名廚師。

我父親樂善好施，我行我素，成了我們那一帶的教父式人物。人們有困難時請他出主意，鬧家庭糾紛時請他調解，失業時請他幫忙找工作。他常常從蓋因斯公司帶回一些衣服、次品和等外品，以及下腳料子，把它們按批發價處理給需要這些東西的人，或者是白送給無錢者。在繁華市區，他不是經常都能充當善人的。也許正因為如此，他在凱利大街才這麼竭力助人。當蓋因斯公司易主時，他曾經試圖買一份股票，卻遭到拒絕。他為這家公司幹了23年，公司竟這樣對待他，他認為太不公道。他是不是當真想爭取當一名股東，我不知道。但那以後，他離開了這家公司，到另一家服裝批發商舒爾公司工作，職位與原先相似。他在那裡一直工作到公司關門為止，這時他年歲已高，沒法再謀一份差事了。

盧瑟·鮑威爾從來不曾讓自己的種族或職位影響他的自尊心。像他這樣的西印度群島人，是兩手空空來到美國的。他們每天清晨乘地鐵上班，整日拼命地幹活，晚上8點鐘才回到家裡，掙錢養家，教育子女。既然他們做到了這些，誰還敢說他們矮人一頭呢？這就是爸爸的態度。

當然，人們也總會夢想有朝一日遇上幸福女神，不必流那麼多汗就賺到錢。我記得我父親常常在清早給我姑媽打電話，挺自信地說：“貝麗爾，今天咋樣？4—3—1？嗯。只賭頭號還是賭一對？OK。就賭50分錢。”然後，彩票兜攬人就來收取押寶錢。他們知道有朝一日也許會中個頭彩。

1950年，我進了莫里斯中學。原先上小學是出家門往左拐，如今相反，是出家門往右拐，要過幾個街口。姐姐上的是莫爾頓重點中學。在父母敦促下，我本來想上斯托伊弗桑特中學，也是一所有名望的學校，可是升學導師在我的成績報告單上批了“我們不同意”。莫里斯中學則是普通中學，來者不拒。

這時，我依然是胸無大志，沒有奮鬥目標。我喜歡的事是跟小夥子們逛馬路，“散散步”。從凱利大街溜達到163街，繞到南林陰大道，再到西切斯特路，然後回家。星期六上午，我們照例上蒂法尼劇院，看看連續劇，再加一場兩片連映的牛仔電影。

星期天上聖瑪格麗特教堂，那裡有我家的專用坐椅。爸爸是資深的教堂俗人執事，媽媽是祭壇管理組組長。瑪麗琳在兒童唱詩班彈鋼琴。我是一名教士助手。我家的人年年都參加衣物和食品義賣及舞會，在舞會上可以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