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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地跳舞，唱即興歌，喝一點點酒，甚至跟教士們共飲一杯。

在我們家附近還有天主教堂、猶太教堂和店面教堂。星期五夜間，我在猶太教堂開燈和關燈，好讓安息日做禱告的教徒遵守保持寂靜的規定；做這點工作，我可以掙到一枚25分的硬幣。對於教堂，我當時有明確的想法，就是它們跟我父母出生之地牙買加的英國聖公會教堂一樣，都有尖頂、祭壇、教士法衣，人人擠在裡面焚香跪拜、畫十字。我認為教堂越高，離上帝也越近。聖誕節裡，我們的威頓牧師把聖瑪格麗特教堂裝飾成一個神奇的地方，點著蠟燭、彩燈樹、掛著綵帶和花環，擺上冬青樹。節日期間的香火把瑪麗琳嗆得要死。我卻興高采烈，喜歡這一切。

我現今還記得教堂舉行堅信禮的情景。那些洗得乾乾淨淨的可愛的孩子們排著隊，讓牧師摸一個又一個腦袋。牧師念道：“主啊，以你的神聖恩典保佑你的這個孩子吧；讓他永遠屬於你；讓聖靈與他相通，日益增進，直到他升入你的永恆天國。”我這個小助手這時就晃一下香爐，精神抖擻地喊一聲“阿門”，深信我正看到聖靈像一道閃電一樣進入了這個孩子的頭內。聖瑪格麗特教堂意味著想象、盛典、激情和詩意。時代在變，教堂的祈禱文也隨著時代變化。有些主教認為，正如同1928年版的公用禱告書取代了早先的版本一樣，這1928年的版本也需要更新。我想我不能不同意他們的高見。然而，在這一變化中，我感到若有所失。多年之後，我在聖瑪格麗特教堂做禱告後出來埋葬我的母親，這時，老的祈禱文已被新的祈禱文代替。上帝似乎貼近了塵世，男女性別不分了。他不再完全是我年輕時所敬畏的那個威嚴、神聖的父親式的形象了。這讓我有點傷感。教堂撫育我長大的那種魅力似乎看不見了。

我是一個教徒，但不是聖徒。由於我父母都是聖瑪格麗特教堂的臺柱子，50年代初一個夏季，威頓牧師挑選了我去參加教會在皮克斯基爾附近舉辦的夏令營。一到那裡，我就遇到了幾個頑皮的夥伴。一天夜裡，這幾個新交的朋友和我悄悄溜出去買了啤酒。為了把啤酒涼一涼，我們把它藏在廁所馬桶水箱裡。可是這個秘密很快被人發現了。當班的教士把大家召集到會議廳，既不威脅也不責難，而是問有誰準備承擔責任。誰願意像一個男子漢那樣站出來認錯？我們幹了壞事，當時只要不吭氣，也許就矇混過去了。但是教士的話打動了我。我站起來說：“神父，是我乾的。”我坦白以後，又有兩個初露頭角的小壞蛋站起來做了懺悔。

我們被打發乘次日火車回紐約。關於我們的罪過的傳言比我們走得更快。我拖著沉重的雙腿走上西切斯特大道，向右拐進凱利大街，彷彿是一個重罪犯要登上絞刑架。一到952號，就看見媽媽，她那一向慈祥的面孔滿臉怒容。她數落了一番之後，爸爸又開始了。我心想這頓臭罵準會永無完結，這時威頓牧師來電話了。是的，這些孩子做了壞事，但是他又說：“你們的科林主動承擔了責任，他的榜樣帶動了別的孩子承認錯誤。”我父母一聽，怒氣頓消。我一下子從少年罪犯變成了英雄。童年經歷的這件事，使我懂得了誠實可嘉，從此永誌不忘。

平時跟我一起玩的小夥伴們看到我被趕出了教堂夏令營，還知道有一次我父親抓到我在山姆·費奧裡諾修鞋店裡玩撲克牌，而且是跟下了班的警察一起玩，我在他們眼裡的身價一下子抬高了。以往，這幫小夥子總認為我儘管還算不上是女孩子氣，但卻是一個“乖”孩子，一個膽小怕事的人。

我14歲那年，有一天我母親派我去郵局寄信。我走到西切斯特大道和福克斯大道交叉口的西克塞爾商店——一家嬰兒用品和玩具店時，一位白髮蒼蒼的老人向我鉤鉤指頭。他用很重的猶太人意第緒口音的英語問我：想不想掙幾塊錢？他把我領到店後門庫房一輛卡車旁，讓我幫忙卸聖誕節用品。這個老人叫傑伊·西克塞爾，是商店的老闆。過了一會兒，他走過來檢查我幹得怎樣，驚訝地發現我已經差不多把東西卸完了。“嗯，是個幹活的料，”他說，“你明天還願意來嗎？”這一天開始了我少年時代跟西克塞爾商店的多年聯絡。

這家商店的許多顧客是猶太人。經過一段時間，我也學會一點意第緒語。有時，店主的關係戶來談生意，西克塞爾就招呼我說：“科林，帶我的弟兄們上樓，請他們看看樓上的好貨。”我領他們上二層樓，他們很放心地用意第緒語交談：喜歡哪個型號啦，打算付多少錢啦，等等。我站在一旁，他們以為我什麼都聽不懂。於是，我客氣地告退，下樓向西克塞爾報告情況。他掌握了我提供的情報，心中有底，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