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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戰還改變了我的名字“卡林”的讀音。原先，我們按牙買加人的英國式讀音，把它唸作“卡林”。美國第一批戰鬥英雄中有個人叫科林·P·凱利，是一位飛行員，在珍珠港事件後兩天，他用自己的飛機撞擊日本一艘戰列艦而英勇犧牲，被追授卓越軍功十字勳章。他的事蹟為所有的男孩子津津樂道。美國式的讀音是把“卡林”唸作“科林”，人人都這麼念，從此後小朋友也把我叫作“科林”。我住在凱利大街，於是就成了“凱利大街的科林”，可是在家裡，人們一直叫我“卡林”。我有一次問父親，為什麼給我起了這個名字，是不是為了紀念某一位光彩的祖先？爸爸說不是的，而是在我出世那一天，他偶爾從一張發貨票上見到這個名字，於是就給我用上了。我過去一直不喜歡它。

我上學時上過鋼琴課，可是這門課跟我無緣，不久就停學了。後來我學吹笛子。姐姐覺得笛音太尖，我又放棄了它。顯然，我當不了運動員，也當不了音樂家。然而，我的童年仍是心滿意足的，是在溫馨的家庭中和親人們層層關懷照顧中長大的。家庭的圓心是我父母。第二層是我的姨媽們及其親人。我父親的兄弟姐妹中只有一人在美國，就是貝麗爾姑媽，她對我又構成一層關懷圈。層層的親人從親緣關係上說是有近有遠，但都保持了親密的交往。這個大家庭的成員們彼此關心，互相幫助，互相支援。

這些親人們各有特色，我有時感覺他們像是一群性格演員同演一臺戲，我自己則半是參加者，半是觀眾。記得我們常常在新年元旦到昆斯區，聚集在多特姨媽家吃烤山羊。晚餐後，大家喝許多“艾泊頓”牌蘭姆酒，跳喬蒂斯舞，唱西印度群島即興歌。

說到牙買加的蘭姆酒，“艾泊頓”牌最有名。它有不同顏色、度數和窖藏年數。在我們家如果上別的酒，是怠慢；如果上波多黎各的“巴卡迪”牌之類的蘭姆酒，則被認為是侮辱。“艾泊頓”牌蘭姆酒，以90度（這裡說的度數是酒精含量的一倍，即90度表明酒精含量為45％，下句的150度表明酒精含量為75％。——譯者注）的金黃色酒最著名。喝150度的白色酒表示一種派頭，男子漢喝150度的標準純酒。嘴裡的酒味會持續一個星期，一旦喝醉了，也差不多要一個星期才能緩過來。牙買加人喝蘭姆酒，跟東方人喝茶和阿拉伯人喝咖啡一樣，是敬客和風度的象徵；上酒時通常還上冰塊、乾薑水或可樂飲料。後來，安德魯斯姐妹唱的歌《蘭姆酒加可口可樂》成了流行歌曲，牙買加人就覺得可樂飲料過分美國化了，不再愛用它。在給女士們敬酒時，她們通常咕噥說“只一小口”，我母親尤其是這樣。我每次給她敬一盅蘭姆酒，她總埋怨我給她倒的酒太厲害，酒杯太大，說罷就一口飲盡。

小時候，我在家庭聚會上聽熟了西印度群島即興歌，但是不懂得那些抒情歌詞的意思。長大後，我開始破譯它們那些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微妙雙關含義。我最喜歡的即興歌手是特立尼達的斯林格爾·弗蘭西斯科，他的綽號叫“大麻雀”，是演唱這些俏皮話的能手。甚至在我擔任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之後，我還在辦公室內放即興歌錄音帶。我的助手們聽不懂，不明白《大竹子》、《澆我花園》之類歌曲是什麼隱喻。但如今在五角大樓E翼的辦公室內很難聽到西印度群島即興樂曲了。

在我們的家庭聚會中，話題每次都會轉到“回老家”。我的長輩親人們儘管已長期住在美國，但他們說“回老家”仍是指回牙買加。“喂，奧斯蒙德，你今年回老家了嗎？”“沒有，沒錢哪。明年一定回去。”“嘿，勞麗斯，你回去了嗎？”“沒有，可是我準備了一桶東西，要捎回去。”談到這個話題，人人都沉浸於思鄉懷舊之中，只有一個人例外，那就是我的教父謝利姨父。他是多特姨媽的丈夫，在賓夕法尼亞鐵路上當餐車服務員。他也是牙買加人，可是在別人眼裡，他變得“美國化”了。由於在鐵路上跑了許多年，跟土生土長的黑人常年在一起，原先的西印度群島口音也大變了。輪到他表態時，他就說：“回老家？你們這些大傻瓜坐在這裡嚼舌頭談回老家。你們忘了我們是為什麼出來的？咱20年沒回老家，今後也永遠不回去。”這時，親人們就笑得前仰後合，拿謝利姨父的異教邪說開心。

我們喜歡看多特姨媽和謝利姨父慪氣。他倆一爭論，就準像英國滑稽木偶劇《潘趣和朱迪》一樣叫人好笑。多特姨媽喜歡差使丈夫，叫他幹這個，幹那個。“謝利，過來跟大夥兒說說話，別整天悶在一邊看電視，像什麼樣子！”謝利姨夫憋不住氣了，就會最後爆發：“孃的！少管閒事！”我後來明白了，老兩口像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