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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逆者的話，在事務所辦公室的這些經歷也會改變我們的態度。我們自己已從我們的社會集團中升到了專業技術階層的地位，但法院裡的每一個案例，每一次去獄中探訪委託人，都讓我們想起我們的人民正忍受著屈辱和苦難的煎熬。

曼德拉和坦博的律師事務所吸引了越來越多的非洲人，他們中有各種各樣的人，大多是名目繁多的種族主義法令的受害者。曼德拉和坦博總是抓住每一個機會，幫助受迫害的黑人，同時揭露種族主義政權的荒謬和兇殘。反對種族歧視幾乎成了他們生活的全部內容：在事務所的言談中，在法庭的辯論中，在監獄的採訪中，以及在自己的現實生活中。正如曼德拉後來在法庭的自我辯護中所說的那樣，“我把大聲疾呼反對種族歧視看成我的責任。它不僅是對我的人民，也是對我的職業、法律的實施和對全人類正義事業的責任。種族歧視從實質上說是非正義的，完全違背對正義的基本態度。而對正義的態度是這個國家傳統的法律訓練的一部分。我相信，對這種非正義採取反對的立場，是在堅持一個崇高職業的尊嚴。”

對曼德拉的禁令並未限制他的革命熱情，反而加深了他對種族隔離制的仇恨和決心消滅這個不人道制度的信念。他一面從事律師業務，一面秘密地做領導非洲人國民大會的工作。1953年6月，當局對曼德拉的禁令期滿。但3個月之後又恢復了禁令：兩年之內不準參加公眾集會，並且要求他辭去在非洲人國民大會和其他組織中的職務。儘管白人政權一直是在法律的名義下對曼德拉的個人生活、他的律師職業和他的政治活動設定各種障礙；然而，這種法律程式是被歪曲了的，是充滿著種族歧視的。這當然只能導致曼德拉——一個熟諸法律的律師對法律極端蔑視。

如果你在50年代的約翰內斯堡大街上攔住任何一位黑人，問他最喜歡的黑人律師是誰，他的回答肯定是：“曼德拉。”如果你進而問其原因，回答可能各式各樣，但曼德拉對種族隔離法令的挑戰態度肯定是他們最感興趣的。進入法庭時，他總愛走標有“限於歐洲人使用”的人口；同時，他總愛使用那些專供歐洲人使用的座位。還在他當法律見習生時，有一次，他透過了歐洲人的人口。那位白面板的法庭門衛對他的舉動十分惱火，向他吼道，“你在這兒幹什麼？”然而，曼德拉的反應則不慌不忙，因為他早已從那個門衛的面形結構判斷出他是一個混血種人的後代。他從桌子旁將頭靠過去，眼睛死死盯住那可憐的門衛的雙眼，然而平靜地吐出一句話：“你在這兒幹什麼？”

曼德拉在法庭上的辯護更是蔑視白人政權和種族歧視法令的出色表演。每當有他出庭辯護的訊息傳出，約翰內斯堡的黑人總是奔走相告。結果，那些連電影都未看過的非洲人，總是提前來到法庭，坐在公眾席上，期待曼德拉的“好戲”。當然，曼德拉很少使他們失望。他總是穿得筆挺，儀態莊嚴，操著圓潤而洪亮的嗓音，理直氣壯地為受害的非洲人辯護。白人法官和起訴人都十分清楚曼德拉的聲望，而他尤以精明的盤問技巧而聞名。有時，他有意拉長盤問時間，使警方證人在證人席上一站就是好幾個小時；有時，他透過盤問加強被告與原告之間的敵對氣氛，以收到最佳效果。當然，他有時也極其幽默，他的精彩表演不時使觀眾席上的非洲人開懷大笑。有一次，他為一位被指控偷了女主人衣服的非洲傭人辯護。他掃了一眼擺在起訴人桌上的一大堆作為“證據”的衣物，不慌不忙地揀起一雙長統襪，先是向法官和觀眾展示一週，然後和顏悅色地問那位女主人，“這是您的嗎？”女主人實在不好意思承認是她的，只好漲紅著臉說：“不是。”從觀眾席上傳來一陣開心的笑聲。此案也因此了結。

1953年，為進一步推行種族隔離制，國民黨政府又頒佈了“班圖教育法”。當時的土著事務部部長維沃爾德在議會辯論中大言不慚地說：“當我控制土著人教育的時候，我要改造它，以教育土著人從兒童時代起就認識到與歐洲人的平等不會為他們準備。信仰平等的人不適於當土著人的教員。當我的教育部控制土著人教育時。它將知道土著人適合於什麼等級的高等教育，以及土著人是否有幸運用他的知識。”他提出了班圖教育的三條原則。第一，班圖教育必須區別於歐洲人的教育；第二，教育必須為人們提供生活的機會，對黑人來說，這意味著在鄉村生活或是當流動勞工；第三，教育必須向非洲黑人灌輸這樣的思想，即他們不可能與白人享有平等權利，他們的發展只能限於自己的範圍之內。

“班圖教育法”規定：對班圖人的教育監督權由州當局移交給土著事務部。班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