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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人口掬擠且不衛生。有人是這樣描寫特居地住房的：“房屋既沒有窗戶，也沒有其他透光的洞孔，裡面只有一些可以折起來的木床和鋪在地板上的褥墊。既沒有下水道，也沒有自來水，一些走運的人才有蠟燭或煤油燈。”在這種環境中開設律師事務所是不可想象的。同時，在黑人特居地開業等於丟掉了白人主顧，因為白人絕對不可能去那兒，更談不上找到事務所。這在法律業務上無異於自殺。可是留在城區一是不合法，二是沒有白人願意租房子給這兩位黑人律師。

經過無數波折受了無數白眼以後，他們好不容易在約翰內斯堡市內找到了辦公地方：一個叫“大法官邸”的樓房。值得慶幸的是，這兒離地方法院很近。他們將律師事務所設在二樓，門上的銅牌寫著“曼德拉和坦博”。這座地產是印度人所有，亦是少數可供非洲人租用的房子之一。為了取得在城裡辦事務所的准許，曼德拉又開始跑各層官僚機構。根據法律這需要得到部一級批准，而在實際操作中，這種希望等於零。後來幾經努力，曼德拉一坦博事務所好不容易得到了一個有限期的許可證。但是，根據“集團居住法”，這一證件很快就過期了，當局拒絕更換新證。結果，在隨後的日子裡，曼德拉和坦博只能繼續在城裡“非法開業”。據曼德拉後來回憶，“那個時期，迫害和驅逐的威脅總是在我們頭上。我們的做法是公然蔑視法律。我們清楚這一點。但儘管如此，這種做法是我們不情願的，是強加於我們的。我們沒有其他辦法，只能在服從法律和服從我們的良心之間作出選擇”。

實際上，“蔑視法律”是曼德拉的一貫做法，因為他從根本上就否認這個種族主義政權的合法性。曼德拉和坦博建立事務所之前均在白人的事務所工作過。曼德拉經常到坦博的辦公室去，一邊聊政治，一邊吃午飯。每次他去時，一進門總是機敏地掃一眼，看是否有人接待他。而一旦遇到那種不屑一顧的眼光或對黑人隨便走進白人律師事務所時自然表露的詫異神態時，他就故意大聲嚷嚷：“請找坦博先生。”這往往要引起一陣“轟動效應”。“瞧，他稱坦博為先生，真不可思議。”在這些白人接待員或公關小姐眼裡，坦博就是坦博，一個工資僅比她們稍多一點的黑人辦事員。而實際上，坦博當時已是這家事務所繁忙的黑人事務部門的負責人了。

當時，有一位白人秘書小姐名叫貝蒂，她對這兩位黑人頗有好感。她注意到，曼德拉在白人面前的表現不像坦博那樣窘迫，往往比較自如。有時，她敲開房門，問兩位是否需要她到樓下的咖啡店幫他們買點吃的；有時，她也參與他們的聊天。“有一次，當我去收拾他們吃完的盤子準備還給咖啡店時，坦博說，‘想象一下如果樓下那些人知道了誰用了他們這些好看的白盤子用餐會怎麼辦。’我們不禁大笑了起來。”

曼德拉和坦博把反對種族歧視看作是自己的責任，這也是他們倆選擇律師職業的主要原因。事務所建立不久就門庭若市。這不僅是因為種族歧視的立法繁多，致使黑人動輒得咎；同時不少人千里迢迢來找這二位律師辦案，因為這些非洲人認識到曼德拉和坦博是他們的真正代表——這不僅是法律上的，也是政治上的代表。因此，他們的日程極其繁忙，他們不僅受理政治案，也受理民事糾紛案和離婚案。有時一天甚至要處理7件案例。坦博後來回憶他們當時的工作：

每天一早納爾遜和我走到辦公桌之前都要先經過耐心等待的人們，他們從接待室的椅子上一直排到樓道里。

南非能以世界上在押犯人數最多的國家之一而自詡……失業就是犯法，因為非洲人如不攜帶經官方批准並經僱主許可的就業執照，就難逃被捕的命運。

沒有土地也是犯法。每個星期我們都與來自農村的頭髮灰白、飽經風霜的農民組成的代表團座談。他們向我們訴說他們是怎樣被從世世代代耕種的一小塊土地上趕了出來。釀造非洲啤酒也是犯法，喝非洲啤酒或是用賣這種啤酒賺來的錢補充家裡微薄的收入也是犯法。那些這樣乾的婦女面臨高額罰款和長期監禁。對白人失禮可能也是犯法。居住在“錯誤”地點，即被劃定為白人或印度人或有色人的地區，對非洲人來說也是違法。南非的種族隔離法律將無以數計的無辜者打成“罪犯”。

種族隔離在人民中間傳播了仇恨與絕望的種子。本該上學唸書或學門手藝的年輕人在街上東遊西蕩，成幫結夥，將他們的憤怒發洩在這個社會身上。正是這個社會把他們逼上犯罪與貧困的絕路上去。我們辦公室裡那些淺黃色卷宗裡裝著成千上萬個這樣的事例。如果說，當我們合夥時我們還沒有成為種族隔離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