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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產生。第三次罷工發生在9月13日，這是最成功的一次。蘭德金礦的工人也加入進來。據某些工業和商業部門的統計，缺勤率竟高達98％。第二天，開普敦工人也加入了這南非歷史上最大的一次罷工，約50萬工人待在家裡，而且開普敦的有色人種也加入了鬥爭的行列，他們在市中心展開巷戰，並第一次攻佔了這座不對他們開放的都市中心。

到1976年底，官方公佈的死亡數字已達360人，有的則認為共有500名可以辨認的死者。而南非總理沃斯特竟然宣稱：在南非沒有危機。

1977年，事態仍未平息。2月8日，索韋託約4000名學生示威遊行，反對班圖教育法並燒燬課本和試卷。政府宣佈實行宵禁。5月，索韋託居民又一次走上街頭，示威反對增加房租，當局慌忙撤回其決定。一位民族解放運動領袖說得好：“如果我們在沒有達到目的的情況下就停止鬥爭，我們怎麼樣解釋我們同志們的死？”

1976年6月17日，即索韋託屠殺開始的第二天，溫妮和神學家及南非教會理事會主席馬納斯·布特萊齊、基督教青年會主席帕卡西夫人和索韋託社群領袖恩塔託·莫特拉納一起成立了“黑人家長協會”。協會里的人來自各個階層，以教會人士居多，而溫妮是執行委員會中惟一的女性。儘管它是一個福利組織，但黑人學生把這個家長協會看作代表他們說話的機構，並委託協會代表去同當時的警察部長克魯格談判。另一方面，政府則十分自然地將它看作學生的喉舌，一個警察局官員竟粗暴地斥責溫妮和其他代表。他惡狠狠地對溫妮說：“你知道嗎，溫妮·曼德拉，你要對此負完全的責任。”溫妮氣憤已極，抓起所有手邊的東西向他扔去，回擊說：“你們這些殺人犯，殺害我們孩子的劊子手，居然還有臉說是我們挑起的暴亂！你去阻止那些惡棍在街上槍殺我們的孩子！”

由於溫妮敢說敢為，從不計較個人得失安危，因而在青年中享有崇高的威望。黑人家長協會用募捐得來的錢為死難的學生開追悼會，舉行安葬儀式。她熱情開朗的性格也使她最有條件去填補激進的青年一代和持重的成年人以及各種不同派別之間的鴻溝。恩塔託·莫特拉納曾高度評價曼德拉夫人在協會里的作用。他說：“作為執行委員會里的惟一女性，她比男人還能幹。她很有權威，誠實、正派。最重要的是她很勇敢，具有我和我們之中許多人都沒有的膽量。”

政府當局堅持認為這場學生們的鬥爭是曼德拉夫人在幕後操縱指揮的。1976年8月，溫妮·曼德拉與其他12名婦女一起被捕，被關進了約翰內斯堡的城堡監獄。在監獄裡，溫妮仍是那樣頑強不屈。她為普通犯人打抱不平，為政治犯伸張正義。難友塞莉·莫特拉納因牢房的窗子漏風而向看守反映，但沒有結果。後來，她把自己的床墊和毯子搬出來，拒絕回牢房。在溫妮的率領下，所有的女政治犯都呆在外面，並宣佈要等窗戶玻璃修好才搬進去。在她們的鬥爭下，窗戶玻璃第二天就裝好了。塞莉·莫特拉納深有感觸地說：“我曾經同許多領導人一起工作，有些人很獨斷專行。但溫妮卻是充滿摯愛，腳踏實地。無論是對年輕的還是年長的，她都是一個樣。”

1976年6月的索韋託學生暴動，雖起因於當局關於使用阿非裡卡語的決定，但實有更復雜的因素。60年代末，因領導人被捕或流亡而陷入低谷的南非黑人民族解放運動又開始復甦。1968年，黑人大學生脫離了由自由派控制的大學生同盟，自行建立了自己的組織“南非學生組織”。這一組織的成立既標誌著黑人運動開始走向高潮，同時也形成了後人稱之為“黑人覺醒運動”的核心。著名的新一代黑人領袖斯蒂夫·比科是南非學生組織的第一任主席，同時也是黑人覺醒運動的創始人。

比科出生於1946年，是在種族隔離制形成並充分發展的歲月里長大成人的。用他自己的話說：“我的友誼、我的愛情、我的教育、我的思維、以及我生活的其他每一個方面均是在隔離發展的框架中塑造和形成的。”1966年，他考人納塔爾大學醫學系，但在1972年6月被開除。隨後，他開始投身各種社會活動，主要是參與黑人社團活動。與老一輩黑人運動領袖不同，他和他的同志們不再將平等，而是將解放作為自己的鬥爭目標。他認為，黑人解放首先應是思想和心理上的解放，並號召黑人去掉自卑，樹立自信與自尊。

黑人覺醒運動對於南非民族解放運動的新貢獻最主要的一點是關於黑人的概念。黑人覺醒運動認為非洲人、有色人和印度人都是黑人，都是被壓迫民族，應當團結一致反對白人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