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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離假期結束那麼近，她只有希望他已經走掉。時間是一九一六年八月。他沒有親吻，而是遠遠地推開驚恐的凱瑟琳審視著，看得她覺得他眼中閃著鬼氣。她轉臉從草坪上望去，在樹林間，可以看見客廳亮著燈。她吸了一口氣，想象自己奔跑著衝進母親和姐姐平安的臂彎裡，叫道：“我怎麼辦？我怎麼辦？他走了。”

聽見她吸氣，未婚夫漠然地說：“冷嗎？”

“你要走得那麼遠。”

“不像你想象的那麼遠。”

“我不懂？”

“你不用懂，”他說，“你會懂的。你知道我們說過的話。”

“可那是——如果你——我說，如果。”

“我將和你在一起。”他說，“早晚而已。你不用做什麼，只要等待。”

只一分多鐘以後，她自由地跑過靜靜的草坪。穿過窗戶，她看見母親和姐姐，她們一時沒有發現她。她已經覺得這古怪的許諾把她和其餘的人類分開了。沒有別的奉獻自己的方式更使她感覺孤獨迷惑和註定受到詛咒了。她不能做出更不祥的盟約了。

幾個月後，有報導說，她的未婚夫已經失蹤，推測是陣亡了。她的家庭不只支援她，而且能夠毫不吝嗇地稱讚她的勇氣，因為他們對那未婚夫幾乎一無所知，也就無所遺憾。他們希望她在一兩年內能把自己安慰好——如果僅只是個安慰的問題就簡單多了。她的麻煩是，在不明顯的悲痛後面，她和一切事物完全脫節了。她沒有拒絕求婚的人，因為他們從未出現。好幾年她對男子毫無吸引力。快到三十歲時，她變得很自然地分擔著家庭為她年齡日長的焦慮，開始張羅，猜測著自己的命運。她三十二歲那年，威廉·杜路沃求婚，使她如釋重負。她嫁了他。他們在這安靜的、樹木茂盛的肯星頓一帶住下來。歲月積累，在這所房子裡，孩子們都長大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炸彈才把他們趕開。作為杜路沃太太，她的生活圈子有限，而且她從不肯想到有人注意著她的生活。

事情就是這樣——不管寫信的人是活還是死，他送來了威脅。杜太太不能老跪著，背對空屋子，她從箱子邊站起，坐在一個直背椅上，這椅子堅定地靠著牆。舊臥室棄置了。她婚後的倫敦的家整個氣氛就像一個有裂縫的杯子，使回憶連同它安撫的力量或蒸發或漏掉了。這一切形成了一種危機——而就在這關口，寫信人有見識地給她當頭一棒。在這個傍晚，這座房屋的空虛把許多年來的笑語喧譁、習慣、腳步全勾銷了。透過關閉的窗戶，她只聽到周圍房頂上的雨聲，為了振作起來，她說自己在鬧情緒——閉上眼睛兩三秒鐘告訴自己那信不過是幻想，可是睜眼一看，它就在床上。

那信怎樣進來的神秘一面她不肯想。在倫敦，有誰知道她打算今天來到這座房屋？無論如何，明明是有人知道了。就算是管房人回來了，也沒有理由料到她來；他會把信裝在口袋裡，按部就班地去投郵。也沒有別的跡象顯示管房人來過了——但是，如果不是管房人來過呢？放在一座空屋門口的信不會飛，也不會走上廳裡的桌子的。這信不會坐在空桌的灰塵中，那神氣似乎確信一定能遇到收信人。這需要人的手——可是隻有管房人有鑰匙。在這種情況下，她不願去想，沒有鑰匙也能走進屋子。很可能現在這兒不只她一個人，樓下也許有人在等她。等待——等到什麼時候？等到“安排好的時刻”。至少那不是六點鐘，六點鐘已敲過了。

她起身走過去，鎖上了門。

問題是得出去，飛嗎？不，不行。她得趕火車。她是家庭生活中可靠的支柱，不願意沒有拿到要拿的東西就回到鄉下，回到丈夫、兒子和姐姐身邊去。她又在箱子裡撿東西了，撿得很快，胡亂一塞，又很堅決地紮好幾個包裹。這樣，連同原先買的東西，就拿不了了。這就是說需要計程車。一想到計程車，她的心輕鬆起來，恢復了正常呼吸。我現在就打電話叫車，車不會很快來，聽見馬達響，我再平靜地下樓，穿過前廳。我要打電話——可是不行，電話線路早掐斷了。她拽著電線的結頭，那是她錯繫上的。

逃走吧……他從來對我都不好，不是真的好。我不記得他好過，一點兒沒有。母親說他從不關心我。他就是一心要得到我，那就是他的感情，不是愛情。不是愛情，不想讓別人好過。他做了些什麼，讓我做出那樣的允諾？我不記得——但是她發現她是記得的。

她記得，準確得可怕地記得，以致之後的二十五年都煙消雲散了；以致她直覺地尋找鈕釦留在手掌上的印痕。她不只記得他的每一句話，每一個動作，還記得在八月的那個星期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