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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判人死罪，人卻小怪，你有何心得秘訣嗎？”

唐臨如實說：

“依法辦事，還要講究人情，臣不搞逼供，誘之以理，對其尊重，罪犯無冤，亦無怨，自會無失了。”

唐高宗深受啟發，慨嘆說：

“嚴刑峻法不能濫施，用心安撫，連死囚都不生怨言，這才是治人奪心之本啊。朕若以之治國，定有助益。”

唐高宗於是提升唐臨為御史大夫，後又升他為刑部尚書。

一次，左武侯屬官盧文操偷盜庫財，李治聞知大怒，以其監守自盜，定其死罪。諫議大夫蕭鉤為此諫曰：

“盧文操罪不致死，若陛下殺之，天下人就會認為陛下重貨輕法，任喜怒殺人，這對陛下不利，於治世更為不利。”

李治怒氣更盛，他說：

“法律嚴苛，人才畏之，不敢有違，放過盧文操，於朝廷大不利多矣，你何敢為—罪者辯解？”

蕭鈞不緊不慢地開導說：

“人若怕死，本該無人犯罪，奈何罪者不減呢？何況死罪痛苦只存一時，人又有僥倖之心，所以說重法不能依靠，還應寬恕為手，撫慰人心。罪犯是殺不完的，而以情感人卻可讓人自知收斂，這樣人人自律，豈不比殺人招怨更能安定天下嗎？”

唐高宗漸漸心態平和，他下詔赦免了盧文操的死罪。

儀鳳元年（676年）九月，左威衛大將軍權善才、右監門中郎將範懷義因誤斫昭陵柏樹，李治要治其死罪。時為大理丞的狄仁傑為此上奏說：

“陛下若囚昭陵一株柏而殺二將軍，千載之後，世人當如何評議陛下呢？讓天下傾服，決不是濫殺可以做到的；讓世人盡力，也決不能靠威逼來完成。陛下若用情於人，示人憐憫，天下感恩，報效者自死心賣命，這遠比苛法要可靠多了，陛下不必捨本逐末。”

李治怒氣減半，仍不肯下詔赦免權善才和範懷義，他對皇太子說：

“殺人立威，非因罪也。臣子若藐視君主，必有大亂將生。狄仁傑所言不差，但他豈知為君者的治世之道？”

皇太子勸諫說：

“亂世當用重典，然情亦不可廢，何況如今盛世乎？父皇為一代明主，決不可留下濫殺之名。他們二將死裡逃生，定會感激陛下，二將日後為國效力，難道父皇不希望如此嗎？”

李治立時大悟，權善才與範懷義這才免死，李治的納諫仁厚也為人稱道。

【原文】

治人者必人治也，治非善哉。

【譯文】

懲處他人的人一定會為他人所懲處，懲處並不是好的方法。

【釋評】

一味整治別人的人，自食其果的事屢見不鮮；和天下人結怨，自己便沒有了退路。讓人屈服不如讓人敬服，用大棒建立的威嚴一日便可崩塌。真正的智者不會把心思和精力全用在征服別人之上，他們更不會相信“征服”這回事。他們看似毫無用心的平淡交接，毫無所指，卻能使任何人都心生感動，向之靠攏。這種凝聚力是無形的，也是最牢固的，它使所用的機巧都不攻白破。

【事典】杜根的信念

東漢時期，潁川郡定陵縣人杜根少即聰明絕頂，他13歲進最高學府太學，號稱奇童，聞名於世。

京城的權貴都羨慕杜根的名聲，極力和他結交，不想杜根都回避不見。有人給他寫信，他也從不開啟，而是讓父親杜安把信藏在家中的牆壁之中。杜安大惑不解，一次他問兒子杜根說：

“你幸有大名，人所趨奉，這是別人都夢想不來的。你不趁此為己打算，結交權貴，反而隱身避讓，不是自誤前程嗎？”

杜根說：

“俗世俗人眾多，又有幾人清醒？俗人無罪，我自不能害了他們。”

杜安更加不解，問道：

“他們不管出於何等用心，也終不為害，你不理不睬，難道算是好意了？”

杜根說：

“不識遠者，終有近憂。現在我名聲正隆，春風得意，他們和我要好自無大礙。但他日一旦我有罪過，這些書信便是他們與我交接的罪證了，如此不是害了他們嗎？”

杜安不信，責罵兒子不休。後來，杜根被誣陷致罪，官府審查追究，杜安開啟牆壁交出書信，只因書信印泥封閉，沒有開啟，給杜根寫信的人才沒有受到連累。

杜根性情耿直，凡事直接道來，為此得罪了許多人。他的好友曾勸他說：

“一個人的志向絕不會輕易改變，似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