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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晚清名士齊如山曾在他的回憶錄中這樣寫道：“庚子事變八國聯軍進駐北京，朝廷宣佈由李鴻章全權擔任議和大使並從廣州趕赴北京時，整個北京城都在盼望著李鴻章的到來。的確也是這樣，當整個清國陷入了最大的災難，京城淪陷，清國的官員們死的死、亡的亡，或者袖手訥言、各求自保、麻木不仁時，只有李鴻章，算是挺身而出，走著一條與眾不同的路，那就是，以個人的屈辱和犧牲換取最大限度的時局緩和。李鴻章當然知道這樣的行為本身極容易被釘在民族和國家的恥辱柱上，極容易在歷史被簡單化以及別有用心中充當犧牲品，但他無法躲避，也無法逃脫，只好走上前臺。也可能李鴻章唯一能自我安慰的就是，這樣的舉動，避免了進一步的生靈塗炭，而他一輩子服侍的清國朝廷，也終於可以回到京城了。”

11月初，聯軍照會李鴻章和慶親王，提出議和談判的六項原則：懲辦禍首；禁止軍火輸入中國；索取賠款；使館駐紮衛兵；拆毀大沽炮臺；天津至大沽間駐紮洋兵，保障大沽與北京之間的交通安全自由。聽到這六項嚴重侮辱大清國國家主權的“原則”時，李鴻章忍無可忍，他情不自禁地說出了列強猶如“虎狼群”的話。李鴻章再一次感受到自己作為戰敗國臣子的虛弱了，“弱國從來無外交”，自己哪是一個來議和的外交官呢，分明只是一頭羊，闖進了虎視眈眈的虎狼之群。

從京城狼狽逃至山西，又從山西輾轉逃至西安的慈禧在黃塵烈風中日日盼著李鴻章的“好”訊息——“望電報如飢渴”。這個精幹但卻不善審時度勢的女人，晚年最值得慶幸的一件事就是遇上了李鴻章這樣一個忠心耿耿的奴才。雖然清國1900年夏天發生的巨禍完全可以避免，但既然發生了，李鴻章就必須盡心盡責地維持局面，並且還要消解聯軍的追究，維護慈禧的地位。這樣的奴才真算是忠心無比，為了這個搖搖欲墜的小朝廷，李鴻章正在做著最後的努力。——“每當聚議時，一切辯駁均由李鴻章陳詞；所奏朝廷折電，概出李鴻章之手。”由於事務繁雜，心理壓力巨大，李鴻章終於病倒了，他在拜會英、德公使後回賢良寺的路上受了風寒，一病不起，故作拖延以“漫天要價”的聯軍沉不住氣了，他們唯恐朝廷再也沒人來收拾這個爛攤子，一個耗盡“中國財力兵力”的“議和大綱”終於出籠。

清流派出身的湖廣總督張之洞聯合南方的封疆大臣，力主不能在“議和大綱”上“畫押”。這樣的態度，是張之洞一如既往的做派。張之洞可以在任何時候都正確，但問題是，這樣的正確，從來只能作為標榜，而不能解決問題。李鴻章對“不明敵情”卻“局外論事”的張之洞十分惱火，李鴻章表示，如果堅持不“畫押”，談判即刻便會破裂，結果只能是將大清國拖入無休止的戰亂——聯軍在京城屯兵數萬，有隨時擴大戰爭的能力；敵我雙方實力懸殊，根本不可能打贏戰爭。內外皆危之際，高談闊論哪裡能解燃眉之急呢？一切都必須當機立斷。李鴻章給張之洞傳話說，電報每個字四角銀元實在太貴，要他不要再發“空論長電”，凡事可以摘要發出，以節省經費。

因為“議和大綱”此次沒將慈禧列為禍首，洋人也讓步沒有讓她交出權力。於是朝廷迅速地向李鴻章傳達了旨意：“敬念宗廟社稷，關係至重，不得不委曲求全。”1901年1月15日，李鴻章和慶親王代表大清國在“議和大綱”上簽字。國人聲討又起：“賣國者秦檜，誤國者李鴻章！”

第十三章 最後的時光（7）

李鴻章已經開始咳血了。知道自己的時日不多，李鴻章想盡快地結束談判，談判結束的直接標誌是聯軍撤出京城和皇室朝廷回京。可是，“議和大綱”簽字後，聯軍並沒有撤軍的跡象。各國的態度是：必須把賠款的數額定下來，而且要親眼看到懲處罪魁禍首。

關於懲辦問題的談判，耗盡了李鴻章最後的氣力。李鴻章幾乎是上氣不接下氣地跟洋人論短道長，他無法接受皇親國戚王公大臣們在菜市口被洋人斬首的局面，一直據理力爭。與此同時，為了議和自保，朝廷不得不屈從列強提出的“懲辦禍首”的要求，多次釋出上諭懲辦禍首：莊親王載勳被賜自盡，山西巡撫毓賢被即行正法，剛毅本應斬立決，因已病故免其置議，啟秀、徐承煜即行正法，載漪、載瀾被髮往新疆，徐桐、李秉衡因已臨難自盡故免其置議，左都御史英年被賜自盡，趙舒翹也被賜自盡……各級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