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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本人也像千千萬萬個日本人一樣對天皇“萬世一系”的說法深信不疑，並相信由天皇宣佈、支援的戰爭是“聖戰”，是絕對正義公道的，當天皇宣佈投降的聲音從廣播裡傳來，安丸良夫還按捺不住失落的心情，流下了眼淚。

全盤否定自己曾經的思想對任何一個人來說都極其痛苦，需要極大的勇氣，更何況以思想著稱的學者。很多人終其一生都不敢正視自己的失敗，日本在戰敗後也依然有不少學者名流，固執地堅持天皇是神的說法，並繼續對天皇頂禮膜拜。但安丸良夫不同，戰後的種種現實讓他逐漸意識到神化天皇的危害，他悉心研究分析了大量歷史材料，終於大膽地提出，為日本人敬若神明的近代天皇制不過是幕府末期出於政治權力鬥爭需要偽造出來的學說。

安丸良夫認為，日本近代的內憂外患是近代天皇制產生的重要原因。幕府統治末期，日本內有層出不窮的起義，外有不懷好意的西方列強，幕府的統治癒發軟弱無力，人們急需一個強有力的政府將逐漸淪落的國家拯救回來，重整國家秩序。當時的每個人都對未來焦慮不安，水戶學派宣揚的天皇是不可超越的神裔，並進而樹立起天皇對國家的絕對權威，而只要對他們這一時期的學說多加分析，就會發現其中蘊含著濃濃的危機意識。

安丸良夫感慨道，現代的日本人一方面強調追求個人自由，一方面又在偽造的天皇說中尋找心理的依託，這種做法本身就是一種恥辱，而天皇制就是日本人的“屈辱紀念碑”。

但一些保守派人士依然不能接受安丸等人的觀點，他們認為天皇制在日本從來都是連續性的，天皇不參加國家大事不過是在遵循一種傳統，且天皇一直承擔著整個國家的祭祀事務。但即便是在堅持天皇制是連續性的人士內部，也有不同的聲音發出。社會學家富永健一就是其中之一，不過長久以來，他眼中的“連續性”也只是天皇制形式上的延續，並不表現為天皇掌權的連續性。

天皇可以被罷免或放逐是已然發生、不容更改的歷史，也是最堅定的保守派人士都不能迴避的事實。天皇的統治權被權臣中斷是古代日本屢見不鮮的現象，若天皇的統治當真延續的話，就不會有鎌倉幕府、德川幕府的大權在握，也不會有織田信長、豐臣秀吉、德川家康等掌握重權的梟雄人物了。

日本的近代天皇制不同於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曾經出現過的皇權專制，近代的天皇制極其獨特，這種獨特為19世紀特殊的歷史環境造就。其實，從18世紀開始，偏居一隅的日本就不再安全，日本近海間或出現的外國船隻，甚至那些悄悄登陸的外國航船都讓幕府寢食難安。1804年俄國人的船開到長崎，並提出了與日本通商的要求，1808年英國人來了，1837年美國人也來了，他們都提出了和俄國類似的要求——通商。習慣了閉門自守的日本政府不出預料地回絕了他們，可不安的感覺卻與日俱增。為日本一度仰慕的中國在1840年的鴉片戰爭中的潰敗，淪為了西方人的半殖民地，這讓幕府感覺到前所未有的壓力。

論國土，日本沒有中國大；論士兵，日本沒有中國多。日本社會是由一個個藩鎮連綴起來的，等級森嚴，一旦西方人把侵略的視線移到日本，像日本這樣結構鬆散的國家根本沒有招架之力。

幸運的是，國家的危難重新喚醒了日本人的民族意識，大敵當前，危機關頭，日本人迅速達成了這樣的共識——必須建立起一個統一的國家。只有國家統一了，力量才能凝聚起來，只有力量凝聚起來，才有可能抵制住外敵。

然而，這一沉重的歷史使命又是弊端叢生的幕府根本沒有能力承擔的，德川幕府的統治已持續了200多年，幕府中人早已習慣了坐享其成、不勞而獲的奢靡生活，除了為一己私利勾心鬥角外一無所長。天災總是借人禍之機肆虐，饑荒、地震加上數目不菲且日日增加的國防費用，幕府的財政混亂不堪。

農民的生活更是苦不堪言，國難天災糾結一起，直接落在了他們羸弱的肩上，就在美國向日本提出通商要求的前一年，全國性的大饑荒爆發了，連連上漲的米價讓農村餓殍遍野，也讓起義的烽火此起彼伏。

此時德川幕府建立時的魄力和橫掃天下的氣概已蕩然無存，民心的流失已成必然，舊有的體制就如病入膏肓之人，已回天乏術。一些日本人在歷史中尋找幫助國家渡過難關的對策，後期的水戶學者突然發現古代大和朝廷的美妙之處，於是他們竭盡所能地美化天皇，將天皇渲染成完美無缺的理想統治者，他們希望這被神化了的天皇能團結日本民眾，喚起他們的民族自尊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