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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90年代，世界上生活在極端貧困中——定義為根據相對購買力調整後，每天靠低於1美元的收入過活——的人口比例輕微下降，從30％到23％。中國在過去的10年中有1�5億多人已經脫離了貧困。

但54個發展中國家在20世紀90年代時收入有所下降。這其中有20個國家在次撒哈拉非洲，有17個國家過去在東歐和獨聯體（CIS）。在東歐，失業率急劇上升，經濟快速衰退。在非洲，由艾滋病流行引起的預期壽命減少已對發展造成了嚴重的衝擊，內陸的小國受到的衝擊最大。以目前的發展速度，次撒哈拉非洲直到將近2150年才能將生活在貧困中的人數減半。是的，有些國家越來越富裕了，但許多國家越來越窮了。

貧困像是生活在監獄，生活在束縛中，等待自由。

全世界的人口中，富人和窮人之間的鴻溝變得越來越大。像巴西這樣的國家，存在著富裕的企業家和城市貧民窟中的窮人之間奇怪的不均衡現象，但全世界人口財富的分配甚至比這個更不均衡。1960年，最富的20個國家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是最窮的20個國家的18倍。1995年，這個差距擴大到了37倍。今天，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1％的收入相當於最窮國57％的收入。

甚至在貧困水平正在下降的國家，不均衡現象仍然存在，這意味著不是所有人都能從經濟發展中受益。在墨西哥，南方最窮的州離美國的國界很遠，所以貿易和工作的機會很少；最富的10％的人的收入是最窮的10％的人的收入的35倍。社會的高度不平等導致一系列的惡性迴圈：人們努力工作的積極性更小了，因為在社會中前進太難了，這會導致罪案增加、社會動盪不安和腐敗輪流威脅經濟的穩定。

如果我們達不到減少貧困方面的千年發展目標，工業化國家就讓人失望了。我們不僅會辜負我們承諾幫助的人，在某種程度上還會辜負我們自己。聽著我們的領導人鼓吹全球化和全世界自由貿易的好處，我們曾相信我們正在做著一些有益的事情。我們必須使我們的政府和跨國公司用事實證明我們是對的。

首先，我們得考慮將減少貧困現象作為一種必須履行的責任。當政府注意削減公共開支的時候，首先削減的領域中常常有海外發展援助——但不應該這樣。正如經濟學家傑弗裡？薩池和聯合國人類發展報告負責人薩基寇？福庫達帕所寫，“問題不在於富國能做更多的事，還是不得不在比如國防和減少世界貧困現象中做出選擇。既然只需要拿出不到國民收入的1％；問題僅在於他們是否把消除世界極端貧困現象作為優先解決的問題。”

比如說，應該把發展援助，而不是把美國和歐洲支付農業補貼這個既浪費又不公平的制度，放在更高的位置。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成員國每年花費大約3；000億美元支援他們的農業部門——比他們花在發展援助上的資金的5倍還多。這筆慷慨的資助鼓勵農民生產出多餘的農作物，然後這些剩餘農作物就被傾銷到發展中國家。

如果富國決定結束農業補貼並取消對從發展中世界進口物品的關稅壁壘，結果會是戲劇性的。發展中國家收到的每一美元援助，因為不平等的貿易壁壘他們都會失去兩美元。市場自由化兩條路都得走，這樣發展中國家開放不只會面臨嚴格的富裕世界貿易規則。

但僅僅取消貿易壁壘不能解決問題。減少許多發展中國家面臨的極重債務負擔，是任何減少貧困策略中至關緊要的部分：一旦他們從傾其所有財力償還鉅額貸款的重負中解脫出來，政府就能將更多的錢用在重大的基礎設施建設、全民健康和教育上。七國領導人曾承諾取消42個窮國欠的價值1；000億美元的債務，這42個窮國被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確認為“嚴重負債的窮國”（HIPC）；截止到2003年9月，21個國家本應該完成HIPC行動，他們的有些債務本應該得到寬免。事實上，只有8個國家達到了這一步。援助機構批評了進步的速度緩慢，也批評了他們所察覺到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方面不願帶頭寬免債務的事情。

很清楚，為了建設重要的發展基礎設施，像學校、醫院、自來水和衛生系統，會需要大筆捐獻的資金投入。但資金應該以補助金的形式，而不是貸款，因為許多這樣的國家需要做的最後一件事是還要承擔更多的債務。這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