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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還得是有效的，在合適的時間給需要的人，要明白大筆資金的投入會扭曲一個社會。

聯合國人類發展報告總結了捐資者和接受者的範例。在捐資者方面，援助應該鼓勵將決策的權力下放（由本地的社群而不是由中央政府做決定），協調計劃和方案應與國家的需要一致，負起責任來，而且援助不應該附加特殊條件。在接受者一方，應該有制度上的改革以提高透明度和促進良好的管理，更廣泛地參與發展問題，不斷提高（非政府組織、公民社會和個人的）監督水平，以增加可信度。簡單地說，捐資者能做很多事來確保資金流向需要的地方，接受者可以確保透過給社群群眾發言權將資金用在適當的事情上。

發達國家還得準備與較窮的國家分享技術以幫助他們。這不僅僅意味著計算機和資訊科技，儘管這很重要，還要幫助研發藥物來抗擊發展中世界的地方病，並幫助提供潔淨的替代能源來減少汙染和降低燃料開銷。提供培訓來幫助人們最大限度地利用土地，這可能是所有幫助中最有價值的：例如，海佛慈善團體以贈給小農戶及社群家畜和培訓的方式幫助這些家庭。一旦農場重新運作起來，接受者接著透過將他們家畜的後代贈予另一個貧困的家庭以“把禮物傳遞下去”。

最重要的是，我們需要確保全球化力量的作用不僅僅體現在使富國更富裕上。好處得向兩條路流動。在世界貿易組織坎昆談判中，發展中國家擁有了更大的發言權，把貧困和貿易的問題放到了世界議程的首位。現在該輪到發達世界起來面對挑戰了。

坎昆談判的前夕，英國大臣戈登？布朗後來寫道：“數百萬人會將全球化要麼看作一條實現全球範圍內社會公平的通道，要麼是富人的陣營”。發達世界沒有多少時間改變全球化的程序，但做需要做的事情沒有那麼難。實踐我們的承諾，給人民發言權，公平行事——這些事情好像都很合情合理。事實上，那些看來至少是我們應該做的事情。

11。家庭暴力

“他打我打得很厲害，我的牙都被打掉了。每個月他至少打我一次。他用拳頭打我。我懷孕的時候他打得最狠……　他第一次打我後，我的孩子沒了。我住院了。他第二次打我是在孩子出生前幾天，結果我滿臉青一塊、紫一塊的；他還打，我就去找我的父母。我爸拒絕帶我去看醫生。他說：‘你丈夫打你，我又能說什麼？’”

任何人都不應該生活在對暴力的恐懼中，也不應該生活在對那些本應愛他們的人的恐懼中。然而，全世界每年有數百萬婦女成為她們男朋友或丈夫攻擊的物件。

在許多國家，這種在丈夫和妻子間發生的事情，是法律不能也不應該介入的領域。社會上所有的暴力犯罪中，這可能是最不明顯的，以致它最難處理。但無為的後果是悲劇性的。

一項統計說，每年有300萬婦女被她們的丈夫或男朋友虐待，另一項說，有1/3的婦女一生中會捱打，被迫過性生活或者受到其他方式的虐待。在俄羅斯，據估計，每年有12；000到14；000名婦女被她們的丈夫殺死，也就是每43分鐘死一個。美國在2000年有1；247名婦女被她們的親密伴侶殺死，和美國相比，俄羅斯的問題顯然更嚴重。俄羅斯的非政府組織說，除非發生嚴重的受傷或死亡情況，虐待很少被報告，因此幾乎不可能推測每年有多少婦女遭虐待。

俄羅斯的婦女組織一直在試圖使更多的人意識到這種沉默的危機——設法讓婦女把受虐待的事情說出來，並迫使政府提供設施來安排已成為暴力犧牲品的婦女。但他們承認正在設法改變一些根深蒂固的觀念。一句俄羅斯諺語說，“如果一個男人打你，這說明他愛你”。讓婦女——甚至男人——改變這樣的觀念是第一個挑戰。

一位俄羅斯醫生認為，這種觀念的產生來源於俄羅斯充滿暴力的歷史。他說，“我們的社會極其好鬥，進行了一場又一場的戰爭。這創造了一種公民，在美國普遍公認的處事原則對他們不適用。為美國人做的節目在這裡沒有效力。這主要是由於經濟原因：當一個人貧窮的時候，當他快生存不下去、付不起房租的時候，罰他的款（幾乎無效）。”

似乎後蘇聯時代大規模的經濟和社會劇變削弱了人們的自信心，人們需要控制。許多男人堅持要他們的妻子放棄工作，使妻子完全依賴於自己。如果情況變壞，她們毫無能力離開。住房不足意味著已離婚的夫婦經常被迫繼續住在一起。即使勉強有政府的支援，非政府組織成員對發生變化並不樂觀。2001年，全俄羅斯只有6個婦女庇護所，而莫斯科一個也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