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部分(第3/4 頁)

失衡量，1969~1970年的崩盤比1929~1932年嚴重得多。1929年，至多有四五百萬美國人擁有股票；1970年，按照紐約股票交易所自己的驕傲統計，美國有3　100萬股民。至於股民的總損失，1929年9~11月，紐約股票交易所上市的股票喪失了大約300億美元的賬面價值，其他地方交易的股票則損失了數十億美元；1969~1970年的這一損失，包括在最大兩家交易所和場外市場交易的股票，總共超過3　000億美元，是前一個數字的10倍。

一年半內3　000億美元的損失分攤到3　000萬投資者頭上—這就是沸騰年代釀成的苦果；聯合企業及其鼓吹者的協同效應和“2加2等於5”的理論釀成的苦果；投資組合奇才們攪拌客戶資產釀成的苦果；富有創造力的會計師們編造的盈虧線故事釀成的苦果；每週兩股的承銷商向股市傾倒垃圾股票釀成的苦果；股票推銷商為了賺取快速佣金充當掮客釀成的苦果；共同基金為了獲得短期業績虛增未登記的存信股票的價值釀成的苦果。不過，後一次大崩盤造成的人性和社會方面的危害小得多，倒是事實。這時的美國比1929年富裕得多，因此1969~1970年的市場失敗者能夠更好地消化他們的損失，而且此時更富智慧和責任感的國家監管也保護了投資者，使他們免受輕信和貪婪所能帶來的最嚴重的懲罰。1929年，政府對借錢購買股票沒有任何限制，人們可以隨意以10％或20％的保證金把積蓄投入股票，從而面臨市場下跌10％~20％就賠個精光的自殺性風險。美聯儲對最低保證金比率的限制（1969~1970年的大部分時間高達80％）使得投資者，除少數人發現了極端高明的規避方法外，必須提供相對於他們的風險而言充足得多的現金，這正是防止1929年大規模個人悲劇重複上演的關鍵因素。實際上，對最低保證金比率的限制使得1969~1970年的投資者很難徹底賠光。實際的結果只不過是失去中產階級地位，生活出現困苦，而不是遭遇災難。如果說人們在1970年只會聽說股票投資者生活困難，而不是家破人亡和自殺的話，大部分功勞都歸於羅斯福新政的一項關鍵改革性法規，《1934年證券交易法》（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它（以及許多別的因素）賦予聯邦儲備委員會管理股票市場信貸的權利。在老式自由主義遭到辱罵和恥笑的同時，雖然不為人注意或欣賞，仍然存在的大量老式自由主義卑微卻顯著地證明，40年來，美國畢竟獲得了一些教訓。

當然，與其說是由於更加英明的政府政策，不如說是由於美國工業力量的強大，與1929年不同，1970年的大崩盤之後沒有發生災難性的蕭條。不過，也確實發生了嚴重的蕭條。1932年，曾有高達1/4的全美勞工失業，而在1971年最糟糕的日子裡，失業率也只是剛剛超過6％。但這已足夠糟糕了，尤其是（與1932年不同）大部分失業集中於大城市的黑人區。而在這些區域，失業率有時確實超過了25％。總統1970年的經濟報告含糊其辭：它提到“放緩”、“產出減少”、“很多方面未能實現預期”的經濟表現，卻隻字不提“衰退”，更不要說“蕭條”。一位著名經濟學家試圖將形勢粉飾得光明一些時竟然使用了“增長衰退”這個自曝其短的詞。

但對外行人士來說，1970年處處明白顯示著衰退的跡象。10月，勞工統計局報告說，全國勞工失業率為，年齡不到20歲的城市男性黑人失業率為。同時，衰退開始向經濟階梯的上層蔓延。經濟衰退的潮水從未打溼過富人的衣裳，更不要說把他們浸透—公司老總們憑藉天文數字的薪水過得好好的，銀行則由於持續緊縮的銀根飛黃騰達—但在1970年的秋天，經濟衰退的潮水吞沒了中產階級。一名鋼鐵工人聯合會（United　Steelworkers）的組織者曾對撰寫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編年史的作家斯特茲·特克爾（Studs　Terkel）說：“一個在家附近的銀行兌現半月一張的薪水支票的人，前幾年拿出的支票都是每張300~400美元，現在他只能拿回家150~170美元。”一名22歲的年輕人則這樣描述年輕人反傳統文化年代的經濟衰退的影響：“大部分留著長髮的人都不得不為狗一樣低賤的工資工作。沒多少地方能僱用他們，於是他們只能斷斷續續地工作。你知道，每小時美元。就像黑人一樣。”

10月，航空公司由於預計全年總損失至少為1億美元，削減了奢侈服務：用三明治取代牛排，用紙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