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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娘，本名孫嘉瑞。因此，落款往往就是本名。上世紀三十年代開始，她寫作並出版了《小姐集》、《第二代》、《魚》等作品集，那時在南北淪陷區內，最出名的當推張愛玲、梅娘，時有“南張北梅”之稱。梅孃的小說，繼承了五四現實主義文學傳統，注重人與人的社會關係，在奮力鞭撻醜惡的時流，亦燃起對真善美理想的企盼。其頑強的女性意識和獨特的敘述風格，是中國文壇難得的品格。讀梅孃的小說，與讀她的信令人有異曲同工之感，那內在的神韻，是一脈相承的。

讀手邊若干梅娘來信，總覺得不過癮，就格外注意收集她的其他書信，儘可能地影印來一讀為快。

那封她從國外寄給北京同樣八十多歲的女詩人成幼殊的信，表示她即刻要回國的信念：“我預定從溫哥華直飛北京，又一次作了候鳥，多麼難以折斷的故國情深。我已經老邁年高，來異國之前，希望亞熱帶的陽光，能夠延緩下肢的僵直，實在是匪夷所思。柳青勸我留下來，我還是想回去，魯迅先生上世紀廿年代發表的宏論：‘老的不能拖著小的’。是我的座右銘。”

多麼執拗、豁達，而又善解人意。

前時讀梅娘給出版家、現代文學專家丁景唐先生的信：“北京葉落紛紛，已入冬令，比鄰的農科院大院，紅楓燦火，黃櫨閃金，玫瑰仍在綻放，一朵朵，有潔白的，有粉紅的，更有鵝黃的，初冬美景如畫。”簡直可作優美散文誦讀。

其實，梅孃的信，全可當作美文賞閱。她娓娓道來，談她自己的所聞所見，所思所想，談讀書，談友情，談人生，一任無羈的思想在稿紙的原野上賓士。既信手拈來，又涉筆成趣。信寫到如此份上，真叫絕了。談到寫信，梅娘在給女作家丁言昭的信中，亦有精到的話語：“螢幕簡訊成了時尚，老朽的我，依然不習慣，一來是眼睛嫌累，二來是打字特慢，又在五筆和拼音之間徘徊。我喜歡看著手寫的字從筆尖流淌出來，那是我的休閒，是我的娛樂，夠‘農耕’的吧！”

虧得梅娘有如此深的“農耕”情結，才能使我們從她的書信中，飽啜手寫文字的瓊漿玉液。時下，有專家呼籲，要搶救民間書信。這不僅是歷史的印痕，亦是文化的積澱。而梅孃的信，充滿意趣與情致，是書信中的佳餚醇釀。平素讀各色來信，可見各人的性格，有的人喜長篇大論，嚕囌似有不著邊際之虞。有的寥寥幾行，似乎有要務急事催著他。而梅孃的信，即使只一、二頁，讀來覺得神定氣勻，意蘊豐厚而韻味悠長。梅孃的信，是我讀到的最令人傾心的信，最值得儲存收藏的信，亦是最可玩味的信。85歲的梅娘，依然以給友人寫信為樂。這是前輩作家的翰墨書信留下的手澤，從今往後，漸成絕響。那麼，誰能得到梅孃的信，真是三生有幸，莫大的快慰。梅娘晚年勤於寫信，若能將其散於各處的書信集於一冊付梓，當是功德無量之舉。

《一代故人》的回聲

文／諾爾曼·司密斯（加拿大）

讀過了梅娘寫的《一代故人》，令我驚奇。我是梅娘文中提到的那個加拿大溫哥華大學歷史系博士生諾爾曼·司密斯。我研究東北後淪陷期（1923…1945）婦女作家：左蒂（1920…1976）、朱媞（1923…　）、楊絮（1918…　）、吳瑛（1915…1961）、但娣（1916…1992）、梅娘（1920…　）和藍苓（1918…　）。去年我給梅娘寫過信，問她關於當時那些婦女作家的“忍耐”。她們的生活、寫作、忍受都反映了她們的性格。那個黑暗的舊殖民地社會反襯出了那個時代的中國婦女的性格，她們的作品展現了她們是愛國的，勇敢的，堅韌的。以前有的人說：她們是“漢奸”。她們的作品是歷史所造成，漢奸之說不符合歷史，我完全不贊成。她們是中國精神的一部分。加拿大的民主積極分子　NELLIE　MCLUNG（1873…1951）說過：“國家的前途依靠於婦女的社會地位。”今昔對比，以上作家們的作品仍有重要意義。

左蒂從她處女作《柳琦》（1942）到《不屈的人民》（1946），暴露了那個時代的殖民地壓迫。《不屈的人民》描述當時的“殘酷而罪惡的巨手”追趕著作家群體與其他東北人民，作家的責任是暴露真實，那個流血的手隱喻的是當時的偽政府。

朱媞寫的《大黑龍江的憂鬱》反映了那個時代人民對土地、家鄉親熱的愛，特別是在《度渤海》（1944）中，一位婦女在滿洲受到了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