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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殘酷的嚴刑,並且被不公正地判有罪,然而,正是在被流放到農田勞動時,她使自己的精神得到了解放。土地的情況,人民和鄉土的關係決定著老百姓的存在。
楊絮用散文、詩來反抗那個時代的日本所謂的“賢妻良母”。在《我的日記》(1944)裡邊,她寫過這樣的問題和回答:“作賢妻良母型的女性,不贊成嗎?”“我這野馬似的性格,怕一時作不來。”她憤怒的言詞證明東北人民不會被日本馴化,仍然在爭取自由。
吳瑛寫的《浮沉的心語》(1942)描繪她因“襲擊”而煩惱;那個時代的艱難使她心碎。作為評論家來分析東北婦女作家們的社會覺悟,她1944寫的《滿洲女性文學的人與作品》,表示了作家關懷群眾的福利,吳瑛真正代表了作家進步的思想。
但娣寫得特別好,在《戒》(1942)中這樣寫道:“真理總會有的,什麼也不要怕,拿出生命反抗一切損害我們的仇敵。堅強,自信……勝利一定是我們的。”這是對婦女壓迫的反抗,當然也是熱愛中國,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聲音,反映了東北人民受盡折磨,仍然不屈的性格。
梅孃的《第二代》(1940)和《蟹》(1941)揭露了殖民主義社會的黑暗,殖民社會毀壞了東北,給以它罪惡,尤其是關於金錢和貪婪。在一個平衡的中國,《蟹》裡的小翠就不會遭遇那樣悲慘的將來,“落在早就張好的網裡”。淪陷時期的亂世完全破壞了社會、家庭、個人。
藍苓也許在《夜航》(1942)裡寫得最好:“被生活摒棄的,是那些摒棄了生活的人們,艱辛的夜航者呵,緊握著生命之槳,你該堅強的划向前面,毗連著黑夜的,是那白晝的邊緣。”在當時,日本帝國主義快被打敗了,中國人民要重建自己的政權,互相幫助克服所有的困難。
東北富饒的土地,滔滔的江水,冬天凜冽的風暴,養育了“不屈的人民”,這些女作家熱愛自己的祖國,在那個黑暗時代,雖然身處險境,特別是1941年3月文藝“綱要”出版以後(禁止作家觸及揭露“黑暗”的題材),她們繼續用“筆當刀槍”,大都經過日本人的批判,受到查問,還有幾位入獄。她們思想並不一樣,但是“同心”反映了那個時代的矛盾,她們在困難之前能維持公民道德;這7位作家堅守描寫和守望東北人民的責任,她們的作品反映了黑暗社會中人民的力量和堅貞不屈的精神。現在中國很強了,沒有什麼大的問題,但是以上在30和40年代的婦女作家們,和她們的作品,至今還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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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說梅娘
老作家張中行評語:
實感之一是,也是值得驚詫的,作者其時是個大姑娘,而竟有如此深厚而鮮明的悲天憫人之懷。我一向認為,走文學的路,面貌可以萬端,底子卻要是這個,她有這個,所以作品的成就高,經歷的時間長仍然站得住。實感之二是,她不愧為“北方之強”,遇多種不如意不是感傷落淚,而是有毅力改,以筆為刀兵,獎善懲惡。能夠這樣,所以作品有具體時代的社會意義。
日本學者釜屋修評語:
我不能不生出這樣的觀感:“迷幻的女性”。更接近的表達,應該是“生活在嚮往中的女人”吧!
美籍華人學者王德威評語:
她毋寧是恰如其分的寫出女性自身的憂患意識。梅娘……她所堅持的純潔女性視景,在亂世註定要以悲劇收場。
加拿大漢學家諾爾曼·司密斯評語:
去年我給梅娘寫過信,問她關於當時那些婦女作家的“忍耐”。她們的生活、寫作、忍受都反映了她們的性格。那個黑暗的舊殖民地社會反襯出了那個時代的中國婦女的性格,她們的作品展現了她們是愛國的,勇敢的,堅韌的。以前有的人說:她們是“漢奸”。她們的作品是歷史所造成,漢奸之說不符合歷史,我完全不贊成。她們是中國精神的一部分。
學者邢小群評語:
我有機會讀到她的一些近作,那文字別具魅力,可以說是爐火純青。二十多年的苦難,曾剝奪了她的寫作權利,但也使她的話語少有浸染仍保持著原有的生氣和明敏。……梅娘,我雖然總想努力地走近你,但我知道,在你身上永遠有我回答不了的問題。
作家徐曉評語:
不管她晚年的成就能否超過當年,她都是值得敬重的,因為她懂得生命的意義。她可以為自己作品中的人物設計一種不是悲劇的結局,自己卻仍然是網中的蚌、蟹、魚。
學者張泉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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