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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殘酷的嚴刑，並且被不公正地判有罪，然而，正是在被流放到農田勞動時，她使自己的精神得到了解放。土地的情況，人民和鄉土的關係決定著老百姓的存在。

楊絮用散文、詩來反抗那個時代的日本所謂的“賢妻良母”。在《我的日記》（1944）裡邊，她寫過這樣的問題和回答：“作賢妻良母型的女性，不贊成嗎？”“我這野馬似的性格，怕一時作不來。”她憤怒的言詞證明東北人民不會被日本馴化，仍然在爭取自由。

吳瑛寫的《浮沉的心語》（1942）描繪她因“襲擊”而煩惱；那個時代的艱難使她心碎。作為評論家來分析東北婦女作家們的社會覺悟，她1944寫的《滿洲女性文學的人與作品》，表示了作家關懷群眾的福利，吳瑛真正代表了作家進步的思想。

但娣寫得特別好，在《戒》（1942）中這樣寫道：“真理總會有的，什麼也不要怕，拿出生命反抗一切損害我們的仇敵。堅強，自信……勝利一定是我們的。”這是對婦女壓迫的反抗，當然也是熱愛中國，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聲音，反映了東北人民受盡折磨，仍然不屈的性格。

梅孃的《第二代》（1940）和《蟹》（1941）揭露了殖民主義社會的黑暗，殖民社會毀壞了東北，給以它罪惡，尤其是關於金錢和貪婪。在一個平衡的中國，《蟹》裡的小翠就不會遭遇那樣悲慘的將來，“落在早就張好的網裡”。淪陷時期的亂世完全破壞了社會、家庭、個人。

藍苓也許在《夜航》（1942）裡寫得最好：“被生活摒棄的，是那些摒棄了生活的人們，艱辛的夜航者呵，緊握著生命之槳，你該堅強的划向前面，毗連著黑夜的，是那白晝的邊緣。”在當時，日本帝國主義快被打敗了，中國人民要重建自己的政權，互相幫助克服所有的困難。

東北富饒的土地，滔滔的江水，冬天凜冽的風暴，養育了“不屈的人民”，這些女作家熱愛自己的祖國，在那個黑暗時代，雖然身處險境，特別是1941年3月文藝“綱要”出版以後（禁止作家觸及揭露“黑暗”的題材），她們繼續用“筆當刀槍”，大都經過日本人的批判，受到查問，還有幾位入獄。她們思想並不一樣，但是“同心”反映了那個時代的矛盾，她們在困難之前能維持公民道德；這7位作家堅守描寫和守望東北人民的責任，她們的作品反映了黑暗社會中人民的力量和堅貞不屈的精神。現在中國很強了，沒有什麼大的問題，但是以上在30和40年代的婦女作家們，和她們的作品，至今還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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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說梅娘

老作家張中行評語：

實感之一是，也是值得驚詫的，作者其時是個大姑娘，而竟有如此深厚而鮮明的悲天憫人之懷。我一向認為，走文學的路，面貌可以萬端，底子卻要是這個，她有這個，所以作品的成就高，經歷的時間長仍然站得住。實感之二是，她不愧為“北方之強”，遇多種不如意不是感傷落淚，而是有毅力改，以筆為刀兵，獎善懲惡。能夠這樣，所以作品有具體時代的社會意義。

日本學者釜屋修評語：

我不能不生出這樣的觀感：“迷幻的女性”。更接近的表達，應該是“生活在嚮往中的女人”吧！

美籍華人學者王德威評語：

她毋寧是恰如其分的寫出女性自身的憂患意識。梅娘……她所堅持的純潔女性視景，在亂世註定要以悲劇收場。

加拿大漢學家諾爾曼·司密斯評語：

去年我給梅娘寫過信，問她關於當時那些婦女作家的“忍耐”。她們的生活、寫作、忍受都反映了她們的性格。那個黑暗的舊殖民地社會反襯出了那個時代的中國婦女的性格，她們的作品展現了她們是愛國的，勇敢的，堅韌的。以前有的人說：她們是“漢奸”。她們的作品是歷史所造成，漢奸之說不符合歷史，我完全不贊成。她們是中國精神的一部分。

學者邢小群評語：

我有機會讀到她的一些近作，那文字別具魅力，可以說是爐火純青。二十多年的苦難，曾剝奪了她的寫作權利，但也使她的話語少有浸染仍保持著原有的生氣和明敏。……梅娘，我雖然總想努力地走近你，但我知道，在你身上永遠有我回答不了的問題。

作家徐曉評語：

不管她晚年的成就能否超過當年，她都是值得敬重的，因為她懂得生命的意義。她可以為自己作品中的人物設計一種不是悲劇的結局，自己卻仍然是網中的蚌、蟹、魚。

學者張泉評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