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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照相簿。瀏覽之餘，向我提出了一個建議：建議我按時代（我、女兒、女兒的女兒）揀幾幅不同的照片，組合成章，印製成冊。理由是：這貌似輪迴的軌跡，確是一部形象的現、當代史。我拒絕了，理由也很簡單：我們三代凡人，經歷的都是悲悲苦苦、恩恩怨怨的凡人小事，不值得公諸於世。

記者首先哂笑了我寫歷史必寫偉人的陳腐觀念。他說：在時代風雲中，你們三代中華女兒貫穿著一條紅線，那就是對神州大地的縷縷柔情，這是根本，他重重地重複了一句：“這是根本，你應該意識到。”

這句話真正地戳進了我的心窩子，女兒和女兒的女兒會不會認同這個評價，我不想推測。對我，這句話席捲的凍雨驟風，豈是一言能盡？

半個世紀前，我失去了與之共同跋涉的丈夫

半個世紀前，當我接到丈夫乘坐的輪船在海上遇難人已沉入冥冥碧海之中的訊息時，我站在冷雨中的臺灣海峽岸邊，腿冰膝冷；胸膛裡歸與不歸的狂濤攪得我眼離心顫。身邊4歲的女兒用童稚的清音嗚咽著、呼喚著：“媽媽！回家吧！我冷呀！媽媽！回家吧！”

失去了共同跋涉的丈夫，我一個人的家，將在哪裡？能是我兒時那外表雕樑畫棟、內蓋我虞爾詐的大富之家嗎？這比較簡單，我這個標緻的小寡婦，只要願意委身給向我提出許諾的任何一位富紳，都不難解決，過起我娘、我大姐那拴在男人褲帶上的榮華歲月。

不能，這完全是我的自我否定！不能。或者，我可以留在臺北，以女作家的身份進入官府，和我的同學一起，作為流亡的吉林籍國大代表逍遙下去嗎？不能，這從來不是我追求的道路！不能。再或者，我可以接受大阪外國語學院的聘請，去他們學院裡教中國文學，以獨立女性的姿態出現，不仰賴男人。可是，那是日本人的日本，不是我的祖國。何況被日本人歧視的歷史在我記憶猶新。女兒要回的家，更是我要回歸的家，只能是我的故土、我的祖國。這縷思鄉的柔情，絹絲一樣，看似輕柔，卻絲絲縷縷地綣纏著我，纏得很緊、很緊、很緊。我27歲的女兒心，按著當時理想青年的走向，迴歸了共產黨領導的祖國。

新中國用滿天朝霞接納了我。我意氣風發，心中的柔情縷縷伸展，我衷心歌頌著我感到的一切新生。取締妓院的壯舉，更使得我熱淚盈眶，甚至於手舞足蹈起來。我執拗地相信，有政權倡導，女人受凌辱的歷史必然很快結束，女人再不會拴在男人的腰帶上過那種屈辱的日子了。事實證明，我儘管年齡有加，仍然沒有脫卻我的書生甲殼。白學了政治經濟學，天真得忘卻了貧匱的經濟基礎，長時期的封建文化積澱還有令人悚然的反彈能量。

女兒入學了，戴上了紅領巾，而且千挑百選，選上去演電影《祖國的花朵》去了。她們這一代，本是祖國的花朵嘛！我心安神馳，這正是我和丈夫夢寐以求的社會，這順乎我訣別大富之家的初衷矢志，這圓了我和丈夫青年的夢。

政治運動來了，一次比一次沉重，壓得我暈頭轉向

政治運動來了，一次比一次沉重，壓得我暈頭轉向。我為革命投身的熱情，被判定為偽裝；根據很簡單，我們這種生在綺羅叢中的人不可能革什麼命，很可能是懷揣二心來的，是那種人在曹營心在漢的階級敵對分子。我被戴上了右派帽子，清洗出了國家機關。尚未成年的孩子，歸在了“黑五類”項下。

“文化大革命”席捲神州大地的時候，早就有著狗崽子型別的原罪感的女兒，加上“紅五類”丈夫的鉗制，在27歲下放勞動的時日裡，堅決走革命的道路，和我劃清界限，斷絕來往了。我開始過著沒有親人，站在人前比革命群眾矮半截的艱辛日子。

歷史就這樣流淌著，到我重返工作崗位，已經是27加27的暮年門檻了。對著積霜的兩鬢，我欣慰的是：我對社會的“複雜”總算有了些許認識。

忽然，一件無法立時決定的麻煩罩定了我們這個單親相依的小家（“文革”後，女兒和“紅五類”的丈夫分了手）。1989年，女兒的單位為了對外宣傳，為了向海外介紹中國，同意女兒去美國考察。結果，到美國後的女兒因故不能按時回國，她的單位不直接召喚她，而是找到了我，說她的地址不定不好找。讓我傳話，限定她在9月1日回到單位報到，否則，以自動離職論處。他們找我的日子是8月15日，限定的迴歸日是8月31日。遠隔重洋，這真是個不容喘息的時間。無奈之餘，我用了半月的工資，給女兒打了個越洋電話。她聽了後，沉吟了一分鐘之久（這一分鐘的越洋電話費當年是29元人民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