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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世”、“昇平世”（“小康”）、“太平世”（“大同”），認為只有變法，才能使中國富強，最後達到“大同”的境界。1891年，刊印《新學偽經考》，認為東漢以來經學，多出劉歆偽造，“非孔子之經”，打擊封建頑固派的“恪守祖訓”，為掃除變法維新的障礙準備理論條件。繼又編纂《孔子改制考》，尊孔子為教主，用孔教名義提出變法要求。

1895年，《馬關條約》簽訂後，他於5月2日聯合在北京會試的舉人1300餘人發動公車上書，極陳時局憂危，請求拒和、遷都、練兵、變法，並在政治、經濟、文教等各個方面，提出了具體改革措施，初步形成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變法綱領。會試榜發，康得中進士，授工部主事。5月29日，在《上清帝第三書》中，再次闡述變法的理由和步驟，提出富國、養民、養士、練兵的自強雪恥之策。接著，又上“第四書”，正式提出“設議院以通下情”的主張。8月17日，創《萬國公報》，宣傳“新法之益”。11月中旬（一說為八月），與帝黨開明官僚文廷式、陳熾等創立強學會，改《萬國公報》為《中外紀聞》。隨後赴上海設強學會，創《強學報》，推動各地設立學會、報館，鼓吹變法維新。1897年11月，德國強佔膠州灣，康又趕赴北京，上書光緒帝，提出不變法即將亡國的嚴重警告。1898年1月24日，光緒帝命傳康有為問話，康批駁了榮祿“祖宗之法不可變”和李鴻章維持現狀的思想，力陳變法的必要性和具體措施。4月，他於北京成立保國會，以“保國、保種、保教”為宗旨。光緒帝於6月11日下詔明定國是，宣佈變法，康有為深得倚重。在維新變法期間，康有為迭上奏摺，起草詔令，對政治、經濟、軍事、文教等方面提出改革建議，與譚嗣同等全力策劃新政，期望按照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模式改變中國的國家制度和社會制度，挽救民族危亡。在其影響下，光緒皇帝於1898年6月11日宣佈正式變法。是年9月21日，慈禧太后發動宮廷政變，囚禁光緒帝，並下令捕殺康有為等維新志士。“百日維新”湮沒於血泊之中，但它作為一場政治、思想啟蒙運動卻青史長存。

1901…1903年間，他在印度撰《大同書》、《中庸注》、《論語注》、《春秋筆削微言大義考》諸書，闡述“循序漸進”、“不能躐等”的改制說，反對資產階級革命運動。1907年，改保皇會為國民憲政會（後正式定為帝國憲政會），成為推動清政府實施憲政的政治團體。辛亥革命成功後，康鼓吹“虛君共和”。1913年返國，在上海主編《不忍》雜誌，發表反對共和、儲存國粹的言論，並任孔教會會長。1917年和張勳策劃溥儀復辟，迅告失敗。晚年在上海辦天遊學院，講授國學。康生平著作甚豐，達139種。臺灣蔣貴麟輯成《康南海先生遺著彙刊》、《萬木草堂遺稿》、《萬木草堂遺稿外編》等。

（三）

毛澤東在《論人民*專政》一文中寫道：“洪秀全、康有為、嚴復和孫中山，代表了中國共產黨出世以前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一派人物。”

康有為曾經是晚清社會的活躍分子。當他倡導維新運動、領導戊戌變法時，他代表和體現了歷史前進的方向，為推動社會進步發揮了積極作用；但當他在民國初年為尊孔復古思潮推波助瀾、與袁世凱復闢帝制運動同流合汙時，他就站到了歷史進步的對立面。

袁世凱當時一意復辟帝制，數次致電康有為，請他進京主持名教。一個要提倡名教，一個要復辟帝制，於是，他們很快走到一起來。日後的歲月證明，康有為提倡名教，支援尊孔復古，並不是要為中國文化謀新路，也不是對北洋軍閥的黑暗統治不滿，而是意欲恢復大清王朝。無論從什麼角度看，康有為呼應袁世凱復闢帝制，在理論上推波助瀾，毫無疑問都是其晚年的一大汙點。我們沒有必要為賢者諱。認真推究起來，康有為晚年之所以有此失誤，既有個人主觀因素的作用，也有時代條件形成的侷限。

正是因為康有為與袁世凱的合作，充當民國初年帝制復辟運動的精神領袖，才導致康有為與梁啟超這對莫逆師徒反目，分道揚鑣。梁啟超發現袁世凱在利用尊孔復古運動搞帝制復辟、妄圖再建一個封建王朝的陰謀後，幡然悔悟，毅然發起護國運動。在看到袁世凱復闢帝制運動與康有為種種表演後，梁啟超不無嘲諷地說，他的老師康有為已經由一個歷史巨人蛻變為一個歷史侏儒了。

毫無疑問，歷史人物是歷史活動的主體，他們的思想、行為總是緊扣時代發展的脈搏，但如何“扣”卻是因人而異、大不相同的：有的人與時俱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