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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轉軌時期，新體制的各種法律、規範還不十分完善。從有關權力的立法上，有利於權力行使的立法多，而制約、防範權力濫用以及規定權力濫用責任的立法比較少。這種制度上的空隙與漏洞，使某些“官本位”意識強的官員利用制度空隙大搞權錢交易，“吃、拿、卡、要”。另外，面對社會上出現的越來越多的“大款”、“富翁”，有些“官本位”者心理很不平衡，認為自己奮鬥了一輩子，經濟上還不如—個普通的個體戶，於是有的人便開始以權謀私。從查處的違紀、違法幹部來看，絕大多數人都具有“官本位”思想和權力慾極強的特徵。

角色的倒錯。領導幹部是否能夠正確認識自己的角色位置，決定著對待事業、對待權力、對待人民群眾的態度。對於這個問題，如果僅從理論上和口頭上說，幾乎所有的領導幹部都能無一例外地給出一個正確答案：人民公僕。但是從內心深處，許多領導幹部並不能正確認識自己的角色位置，以至在實踐中時常不能擺正自己的角色位置，甚至把正確的角色位置完全搞顛倒了。

第十一章　領導幹部人格魅力的缺失及其主要原因與危害（下）

誰是公僕，誰是主人？人民是國家的主人，黨的領導幹部是人民的公僕，這是立黨立國之本。中國共產黨章程指出：“黨的幹部是黨的事業的骨幹，是人民的公僕。”早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就告誡說，我們一切工作人員，無論職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務員，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人民服務。鄧小平同志深情地說，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我深深地愛著我的祖國和人民。“兒子”之說，體現了一代偉人鄧小平的拳拳愛民之心，體現了共產黨員甘為孺子牛的坦蕩胸懷。劉少奇同志說，自己當國家主席，時傳祥做清潔工，都是為人民服務，都是人民的勤務員。人民公僕孔繁森把“一個共產黨人愛的最高境界是愛人民”當做座右銘，並用畢生的行動去實踐。公僕意識，是共產黨人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本質體現。黨的好乾部焦裕祿，他生前在群眾遭遇困難的時候，深入百姓家訪問，一位老農感激地問他是誰，他親切地回答：我是您的兒子！陳毅同志亦有詩云：“人民是我親父母，我是人民好兒郎。”

但是，有些領導幹部嘴上說一套，心裡想的是另一套。他們雖然口頭上說自己是人民的公僕，內心深處卻時時把自己的角色定位在主人位置上。舊社會各級官員，常自稱為“父母官”，以示親民。他們對百姓是否真的懷有“愛民如子”的情感如何姑且不說，但他們“當家作主”主宰一切的淫威卻貨真價實，動不動就“迴避”、“肅靜”，張口就是“威武”之聲，生怕老百姓不知道他高高在上。在那樣的封建時代，官尊民卑，以官為本，有“父母官”之謂並不奇怪。現在我們的少數幹部，也把這套封建東西“繼承”下來了，雖然嘴上不說，但行動上卻往往以尊者自居。本是為人民群眾做了份內之事，也恨不得百姓感恩戴德，為之上表請功；有的“父母官”家長作風甚盛，總是覺得老百姓不聽話，動輒對他們頤指氣使，甚至不惜用行政手段強制老百姓執行自己的命令。視老百姓為“子民”，於是“公僕”的角色當然就演變成了“父母官”。在我們的幹部中之所以發生“反僕為主”、“自視父母”的事情，與幹部的“公僕”意識淡漠不無關係。他們習慣於在百姓面前我上你下，將自己視為庇佑百姓的“觀世音”，自然就要以“父母官”自居。在這種角色倒錯的理念支配下，“公僕”自視為“民之父母”而心安理得，“兒子”反成“老子”也毫不臉紅。

誰是真正的英雄？是人民群眾創造歷史？還是“英雄”創造歷史？這兩種觀點是馬克思主義區別於修正主義、唯物歷史觀區別於唯心歷史觀的重要界限，是劃分真假社會主義的分水嶺。在這個問題上，每一個領導幹部都會毫不猶疑地做出正確的回答。但一到實踐中，有些人就會背離這一思想，把自己放到英雄角色位置上，把人民群眾當做愚昧無知的阿斗，變成了“我是真正的英雄，而群眾是幼稚可笑的”。馬克思主義認為，歷史活動是群眾的事業，隨著歷史活動的深入，必將是群眾隊伍擴大。具有優秀精神品質的是少數人，而決定歷史結局的卻是廣大群眾。以英雄自居，就不相信群眾，不尊重群眾，不重視群眾的意見與呼聲，高高在上，與群眾的關係漸行漸遠。群眾也就愈加不買他的賬，在群眾中逐漸就會失去民心。毛澤東一生最相信群眾，他是依靠群眾、走群眾路線最光輝的典範。他告誡人們：“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瞭解這一點，就不可能得到起碼的知識。”　“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