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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維窠臼：一邊痛感首相的“弱勢”，不惜以“以強有力的權力基礎”來強化之；但同時，卻絲毫不掩飾從背後操縱繩索的動機和姿態——大佬心態昭然若揭。

在小澤派已然超越了當初田中派的隆盛的今天，一朝實現了政權更迭的*黨，到底是“完成時”，還是處於政局整合過程之中的“進行時”，尚待觀察。而其中的最大變數，無疑是小澤派的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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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明黨：從在野回到在野

日本政治家歷來重視自身的形象，尤其是對代表“黨的看板”的領導人標準像的選擇問題，一向嚴格把關。今年，歷史性的眾院總選舉之後，山口那津男接替前黨代表太田昭宏出任公明黨代表，在確定面向媒體和公共社會的標準像時，特意選用了一幀身著藏藍色西裝的正面半身照：因為，對公明黨的支援母體而言，藍是象徵和平的顏色。就是說，隨著政權更迭，公明黨從執政聯盟的退出，黨已將政治著眼點從“勝利”移到了“和平”。

在三個月前的總選舉中，公明黨僅獲得21個席位，不僅創歷史新低，連黨代表太田昭宏都名落孫山，不得不引咎辭職。沒人否認，公明黨是自民黨的犧牲品。但作為一個有相當影響的政黨，一個從政黨的定位、政治訴求，到黨員的構成、支援層分佈都不同的獨立政黨，緣何淪為了自民黨的砝碼呢？

山口代表在總結過去十年自（民）公（明）聯立政權的經驗教訓的論文中承認：“我們未能充分發揮所謂福祉黨、做弱者的支持者的作用。”同時，援引黨的創始人、創價學會名譽會長池田大作“與大眾同在”的名言，表達了對“福祉與和平”的立黨原則迴歸的志向。具體地說，是回到1993年以前的狀態，用在創價學會中擔任與公明黨的聯絡視窗的中央社會協議會議長原田光治的理論表述，是復歸“中道政治論”：公明黨應透過發揮對自民、*兩黨的政策做客觀判斷的“審判員”的作用，來提升自身的存在感。

公明黨作為一個有深厚宗教背景（日蓮正宗）的政黨，1964年由創價學會第三代會長池田大作在公明政治聯盟的基礎上改組創設，當時便已然具備了參院第三大黨的政治實力。六十年代末，因作為佛教團體的創價學會與作為政黨的公明黨之間過於緊密的關係，被認為有違憲法中政教分離原則之嫌疑，公明黨受到國會和輿論的批判，池田大作把創價學會與黨做了制度性切割，並從黨綱上削弱了黨的宗教色彩，公明黨得以轉型為普通的世俗政黨，實力反增。在戰後被稱為“1955年體制”的政黨格局中，公明黨與執政的自民黨和最大的在野黨社會黨均保持距離，在所謂“保（守）革（新）”的政治話語中維護中立，倡導“福祉與和平”的“第三條道路”，始終葆有相當的民眾支援。

最早對公明黨刮目相看的主流政治家是自民黨大佬、前首相田中角榮，他很早就注意到在反自民、主革新的都市貧困層中，公明黨的人氣見長，支援不薄。到底不愧是目光如炬的實力派“黨人政治家”，田中預見到公明黨“在（自民黨）生死存亡的時刻，是可以共患難的政黨”。客觀上，這確乎成了日後兩黨結盟的由頭。熟悉中日關係歷史的人知道，1972年田中訪華，與中國建交前夕，為田中打頭站的是時任公明黨委員長的竹入義勝，竹入與周總理關於兩國建交原則的談話（“竹入筆記”）構成了田中訪華的前提和基礎，包括諸如兩國若建交，中方將放棄戰爭索賠在內的條件，其實都是竹入與中方秘密交涉的“成果”。

但至此，公明黨都未表現出與自民黨結盟的意向。甚至1974年，在名作家松本清張的撮合下，池田大作與日共總書記宮本顯治秘密簽署了兩黨互不侵犯的“創共協定”，旨在消除無謂政爭，“一致對外”。不成想僅七個月後，訊息走漏，秘密協定宣告失效。但作為主張“福祉與和平”的溫和政黨公明黨與彼時尚未放棄武裝奪權路線的革命黨的日共之間，居然打成如此攻守同盟性質的“魔鬼協議”，微妙地詮釋了在兩大政黨（自民與社會）的夾縫中“折騰”的小黨要麼走“合縱連橫”的道路，要麼就成為大黨的砝碼的悲劇宿命。

果不其然，公明黨到底未擺脫成為大黨砝碼的“魔咒”。1993年，自民黨分裂，公明黨加盟非自民聯立政權，初嘗執政坐莊之“禁果”，從此上了癮，一發而不可收拾。1999年，由前自民黨幹事長野中廣務，聯手同為自民黨出身的*黨大佬小澤一郎策動的“自（民）自（由）公（明）”聯立政權成立，公明黨從此傍牢自民黨，穩坐江山十載。

然而，江山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