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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姓“自”而不姓“公”,雖然靠政治結盟得以坐莊,但代價卻是沉重的:這個歷來主張所謂“第三條道路”的黨,被綁在自民黨的戰車上,對外強化日美同盟,宣佈支援伊拉克戰爭,對內啟動新自由主義指向的“構造改革”,製造和擴大了社會貧困,完全背離了當初的“福祉與和平”的立黨原則。從這個意義上說,此番對1993年前的復歸,也未嘗不是一種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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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共:從革命黨到生活黨(1)
2009年8月30日的日本第45屆眾院選舉,不啻是政治“變天”,政權更迭,朝野換位,政壇徹底洗牌。但如此滄桑鉅變,卻沒能帶來日本共產黨在國會的躍進:日共在連續三屆眾院選舉中始終維持9個議席;不僅如此,在2007年的參院選舉中,席位反而有所減少(從4席減至3席)。與此同時,輿論及相關資料表明,伴隨著經濟蕭條的持續,日共的人氣在逐漸提升,從去年至今,黨員人數淨增萬人。至少從表面上看,黨在規模上的發展態勢與在國會的退潮傾向難以吻合。那麼,這種看似矛盾的表象背後,究竟到底有哪些深層邏輯,日共自身到底發生了哪些轉型,其性質及前景又當如何呢?
日本共產黨(Japanese munist Party,JCP),在今天日本國會的多黨政黨格局中,是唯一創立於戰前的歷史最悠久的黨,且始終拒絕更名,一脈相承,是不折不扣的“老大哥”黨。關於黨的成立宗旨,在1961年制定的日共綱領中如此寫道:“日本共產黨,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世界工人階級解放鬥爭的高漲中,在十月社會主義大革命的影響下,繼承了我國的進步和革命的傳統,於1922年7月15日,由日本工人階級的先鋒而創立的。”起初,是共產國際的日本支部。戰前,由於建黨的性質及其與共產國際的關係,日共及其所領導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運動遭當時統治者在《治安警察法》、《治安維持法》名義下的殘酷*,黨務活動基本處於地下狀態,領導人或被逮捕、刑囚,或流亡海外。過酷的打壓,使日共的政治活動一度完全中斷,“轉向”者比例之高,舉世罕見。從地下浮出地表,以合法身份“社會復歸”,在國民面前公然登場亮相,其實是戰後的事情,且系拜美軍對日*化改造之所賜。
所以,戰後初期,日共是不反美的。不僅不反美,應該說對美國充滿感激,並不斷謳歌。1945年10月,繫獄十八載的日共前總書記德田球一在出獄前夕,便寫下了《告人民書》:“我們向在日本的盟國佔領軍表達最深切的感激之情,他們致力於從法西斯主義和軍國主義手中解放全世界,為日本的*主義革命開闢了道路。”
截至目前為止,日共在國會共有16名議員(其中眾院9名,參院7名),地方議員約3600名,作為小在野黨,卻是地方議會勢力的第一大黨,並有8名地方自治體首長。全國共有40萬名黨員,萬個支部,黨的機關報《赤旗》的發行量達173萬份。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是最大的共產主義政黨。
作為世界最古老的共產黨之一,日共在戰後獲得“合法化”的政治身份後,一邊堅持國會鬥爭,一邊自覺扮演了極左翼的政治角色。同時,受制於國內、國際政治形勢的變化,特別是國際共運形勢的發展,日共經歷了數次大論戰、大分裂和大轉型:從主張武裝奪權到和平革命論,從反對天皇制到基於反對修憲立場之上的天皇容忍論,從反對再武裝到容忍現行的自衛隊體制,從對中蘇盲從到獨立自主路線,日共已大大修正了建黨之初作為無產階級革命先鋒政黨的定位和使命,放棄了與之相匹配的過激鬥爭方式,轉型為一個在議會政治的框架內,以溫和的形式謀求“*聯合政府”的左翼政黨。
日共現在的基本路線,是前總書記宮本顯治在1961年“八大”時確立的。此前,在1958年的日共“七大”上,圍繞當前的革命到底是社會主義革命,還是先行在資本主義的框架內實行*主義革命(即旨在打倒美帝國主義和日本壟斷資本統治的反帝、反壟斷的革命),成功後再繼續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即所謂社會主義革命的“兩階段論”)的問題,發生了激烈的爭論,乃至大會無果而終,路線的制訂被順延至“八大”。經過長達三年的論戰,宮本的“兩階段論”佔了上風,成為日共此後四十年不變的基本路線,從而也奠定了宮本其人君臨黨政四十載“長期政權”的基礎。直到2004年的“二十三大”,“宮本路線”才被繼任者不破哲三的“不破路線”所取代。但二者其實大同小異,因為*綱被認為是“在繼承前者的基礎上,更加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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