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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與昭子的工作是分不開的。據曾跟蹤報道田中活動十數年的原時事通訊社記者增山榮太郎回憶：

王者背後的“女王”（2）

在政調會長的傳達室裡，有一位妙齡苗條、颯爽英姿的女性，那就是昭小姐。她氣場頗強，很快就跟記者們混得很熟，常邀請我們“去喝酒吧”，然後就帶我們去新橋的一間酒吧，對店裡的女招待說“對這些先生們好一些”，宛如大姐大。在店裡，有時還陪我們跳舞，那舞跳得可真地道。

角榮身邊除了數名秘書外，還有黨內眾多的“田中派”青年國會議員左右相伴。包括小澤一郎在內的今天尚健在的一些政壇大佬，都習慣管昭子叫“媽媽桑”或“姐姐”。一位當時負責編輯越山會機關刊物《月刊越山》的田中事務所工作人員回憶說，每到選舉階段，昭子跟什麼人談話時，時常會以很大的聲音說：“需要幾個億？”“明白了，我來收集。”然後就見東京佐川急便的老闆渡邊廣康到事務所來，跟昭子磋商。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角榮習慣一大早在宅邸會客，大約上午十點左右來事務所。出發時，目白（即田中宅邸）方面會打來電話，告知“先生現在已經出去了”。這時，昭子會從辦公桌的抽屜中拿出一面鏡子，然後對鏡整理一番頭髮。平時，偶爾也會對周圍的人半嗔怪、半炫耀地說：“我不在，老爺子什麼都動不了的……”令人感到即使是獨擋一面的女中豪傑，骨子裡也還是個如水的女人。

1972年6月，田中出版《日本列島改造論》，引起地震般的反響。一個月後，出馬競選自民黨總裁，以絕對優勢擊敗宿敵福田赳夫，登上首相的寶座，這也是角榮和昭子的鼎盛期。然而，好景不長，兩年後的1974年10月，《文藝春秋》雜誌推出兩篇重磅調查報告，一篇是著名政治記者立花隆的《田中角榮研究——其金脈與人脈》，另一篇是兒玉隆也的《寂寞的越山會女王——另一種田中角榮論》。前者嚴肅、深度，以詳盡的第一手材料揭開了田中政治“現金流”的蓋子，廣為人知，作者也一躍躋身一流作家的行列；與前者相比，後者則使出小報娛記的解數，將矛頭對準昭子，旨在披露政治幕後的醜聞和八卦。兒玉在報道中如此描繪道：

佐藤昭，四十六歲，一個有著像男人一樣的名字的女人。她坐在背朝窗子的桌前，僅憑給自治省①的報告，便舉重若輕地運作年約二十億日元的政治獻金（以越山會為主體的田中派1972年度政治獻金的總額）。雖說需仰仗其主子田中角榮的指示，但她無疑有相當的裁量權。可以說，瞭解資金的進項與出項之全貌者，非她莫屬。她被麇集在權力周圍的人們稱作“佐藤媽媽”或“媽媽”，正是與田中角榮的權力互為表裡的存在。

令昭子最難堪的是，兒玉的報道披露了其此前鮮為人知的孤苦的身世，除兩度婚姻外，還有成為角榮秘書前，其在新橋的酒吧裡做陪酒女郎的經歷。她在角榮去世後的翌年，為《新潮45》雜誌撰寫的一篇題為《我的〈田中角榮日記〉》的文章中寫道：

那個報道出來的時候，我悲憤到了極點……乾脆說吧，被曝光的過去，是我在新橋打工的經歷。對我來說，那件事是人生的羞恥。我從未對任何人說起過，也不想被任何人知道。

兒玉的報道無視日本新聞界一向墨守的不拿政治家下半身說事的不成文行規，基本屬於“狗仔”行為。正是在某種極度的恐懼、羞憤之下，她把自己的名字“昭”改為“昭子”，受傷之深可想而知。更糟糕的是，兒玉報道出籠後，昭子的愛女敦子遂成了小報和週刊雜誌的記者們追獵的目標，連上學的路上都會遭到圍堵。也許是出於一絲惻隱之心，報道本身雖然未碰其女之事，但醜聞的發酵效應客觀上還是把敦子變成了犧牲品。敦子雖然出生於昭子與第二任丈夫婚內，實際上卻是昭子與角榮的孩子。對此，昭子後來承認：

王者背後的“女王”（3）

當我想要孩子的時候，與丈夫的關係已完全破裂了……孑然一身的我，無論如何想要一個跟自己血脈相連的孩子。女兒的誕生，是我無上幸福的瞬間……將來也沒有向某政治家（指角榮）求得認知的打算。即使對方自己要認親，我也會拒絕。無論戶籍上如何，女兒是在管田中叫“爹爹”、“老爹”的聲聲呼喚中長大的。田中也很喜歡女兒。

1972年，就在田中當首相已成定局的時候，其身邊兩位新聞界出身的秘書麓邦明和早坂茂三出於對其政治前途的考慮，曾向角榮進言辭退昭子。田中自己也明白秘書們唯恐日後媒體拿昭子做文章的良苦用心。但考慮了幾天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