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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田茂：現實主義掌舵者（1）

吉田茂，1878年9月22日出生於東京府的一個武士家庭，其生父是自由民權派政黨“自由黨”的著名志士竹內綱，後過繼給橫濱的大富商、英國怡和洋行的買辦吉田健三做養子。一戰前的日本，外交界素有宮廷外交的風習。憑藉養父豐厚的財力，吉田茂躋身外交界，並順理成章地成為那個時代寥寥無幾的“開眼看世界”的東洋人中的一個。作為職業外交官，吉田曾常駐英國、義大利、瑞典、美國，並曾出任日本駐天津、奉天（今瀋陽）的總領事，有豐富的外交經驗，被公認為近、現代日本少有的具有“國際感覺”的政治家。

然而，從外交切入政治，吉田的仕途並非一帆風順。二戰末期，因反對軍部的“暴走”，奔走和平，曾遭逮捕，因此戰後被視為“反軍英雄”。但客觀地看，吉田所反對的，並非是戰爭本身，而是在“軍國一致”的狂熱氛圍的煽動下，不惜與英美交惡的喪失理智的日本戰時外交路線。因為，他繼承的是從大久保利通到牧野神顯（其岳父）、原敬、幣原喜重郎等人的外交傳統，即把對美親善作為日本外交柱石的基本理念。

戰後，從1946年5月，吉田以六十八歲高齡首次組閣，到1954年12月，其間除了曾短暫存在過的片山哲、蘆田均內閣外，吉田五次組閣，其政權存在的時間，在日本憲政史上是僅次於桂太郎、佐藤榮作、伊藤博文的第四位長期政權（2616天）。吉田政權，誕生於戰後初期百廢待興的動盪年代，吉田本人“躬逢其盛”，親自參與並見證了一系列帶有根本性、方向性，對日本戰後復興道路具有重大意義的歷史事件，諸如和平憲法的制定，對日媾和及日美安保條約的簽署等等。

作為外交官出身的政治家，吉田對戰後國際環境有清醒的認識，始終以高度的現實主義（而不是理想主義）的視角、技巧來應對和處理國內、國際矛盾。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佔領時期的每一位日本領導人，都必須謹小慎微地協調與盟國佔領軍當局（GHQ）的關係，但以吉田與麥克阿瑟元帥的合作最為密切，廣為後人稱道。麥帥為人孤傲、狷狂，在日本貴為“太上皇”，在盟軍最高司令部六年多的時間，總共才會見過包括天皇裕仁在內的十數名日本人。據說，只有吉田茂可以不用預約，隨時登門。美國前總統尼克松對吉田與麥帥的合作關係極其推崇，曾高度評價兩人對重建日本的巨大貢獻：“日本是在這兩人的特殊的合作下重建的。麥克阿瑟是法典的制定者，吉田則是執行者。前者丟擲提綱挈領式的法令，後者再把它們塑造成為適合日本需要的東西。”

起初，美國的對日佔領政策是日本的非軍事化和*化。但隨著東西方冷戰的升級，美國的佔領方針發生了重大轉向：從徹底的非軍事化，到有限武裝，從初期的有限容共，到徹底*，旨在使日本成為自由主義陣營的橋頭堡，遠東對抗共產主義的最後一道防線。這種“首鼠兩端”的轉向，一方面使日本逃過一劫，另一方面也埋下了日本從戰爭歷史反省，到戰後處理“不徹底”的種子，構成了日後與中、韓等國家在歷史問題上“結樑子”的遠因。

處於夾縫中的吉田，作為日本政治的掌舵者，以高度的現實主義判斷和實用主義精明，運籌斡旋，穿梭考量，讓美國人見識了什麼是“好的戰敗者”。當時，包括美國在內，盟國對日佔領持續多長時間還很曖昧，日本人擔心會持續十年、二十年，甚至永久性佔領也未可知。最終只用了六年零八個月的時間，日本便恢復了“獨立”，不能不說相當大的程度上得益於吉田卓越的政治智慧。

吉田茂：現實主義掌舵者（2）

外交官出身、經驗豐富的吉田深諳如何在關鍵時刻運用幽默的力量化險為夷。1946年日本遭遇糧食危機，農林省宣佈急需進口450噸大米，實際上卻只用了70噸就化解了危機。麥帥詰問吉田何以出現如此離譜的統計數字時，吉田答道：“如果日本的數目字管理體系完備的話，就不會發生那樣輕率的戰爭。即使爆發了戰爭，也不見得會失敗。”此話既出，兩人相視而笑。還有一次，印尼總統蘇加諾訪日時，吉田料到對方一定會同許多東南亞國家一樣，主動向日本提出戰爭索賠的要求，便先發制人地對蘇加諾說：“我正期待著閣下的到來。從貴國經常刮來的颱風，對我國經濟造成了嚴重的破壞。我一直等待您來，以便就你們的颱風對我國造成的破壞協商賠償事宜。”趁蘇加諾一怔的當兒，吉田趕快繞開這個話題，把蘇加諾要說的話硬是給堵了回去。

就性格而言，吉田身上有明顯的自由主義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