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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發現的楔形文字銘文磚帶回了歐洲。當然，世上無人能識這種神秘的古文字。1700年英國人湯姆斯·黑德將其定名為“楔形文字”。1761年，丹麥王派出一支考察隊前往近東收集和發掘古代文物。隊長數學家卡斯騰·尼布林（Karsten　Niebuhr）在古波斯首都遺址波斯波里斯摹繪了一些楔形文字石刻銘文（1761—1767）。隨後，許多歐洲人都陸續來到兩河流域，勘察尼尼微和巴比倫等廢墟，收集文物、摹繪銘文。其中著名的有法國修道院長約瑟夫·德包尚（de　Beauchamp，1785—1790年到兩河流域）、英國駐巴格達總領事和東印度公司的代表克勞狄·傑姆斯·瑞齊（Rich，1807—1821）、傑姆斯·白金漢爵士（1816年）、羅伯特·米格南（Mignan，1827年）、拜裡葉·弗臘舍（Fraser，1834年）以及楔形銘文的釋讀者之一的亨瑞·克來斯維克·羅林森（Rawlinson）。1835至1886年，英國底格里斯和幼發拉底河探險隊的F．R．切斯尼（Chesney）考察了兩河的河道和地理風俗。然而，除了德包尚和米格南在巴比倫各自挖的幾個小坑外，這些考古先驅者沒有進行發掘活動。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一　兩河流域文明消亡的奧秘（2）

大規模的發掘始於1842年由法國駐摩蘇爾領事保羅·埃米勒·鮑塔（Botta）挖掘霍爾薩巴德（Khorsabad），他的發現轟動了整個歐洲：一個亞述人的城市（薩爾貢堡）、宏偉王宮、數對巨形人面獅身石獸、栩栩如生的浮雕石板、神秘的楔形文字銘文和其他古物。緊隨其後，1845年，英國的亨瑞·萊亞德在尼木如德（Nimrud，亞述的卡勒胡城）廢丘和尼尼微遺址發掘出了另兩個亞述首都的深藏地下的宮殿（1846年），獲得了同樣的價值連城的豐富收穫。1849至1854年，他和羅林森先後在尼尼微挖掘出土了亞述王大量的泥板文書。1877年，兩河流域南方的發掘拉開序幕，法國駐巴士拉城的副領事厄內斯特·德薩爾宅克（Ernest　de　Sarzec）先在泰羅丘（Telloh）得到了幾個古代石像，隨後他的連續發掘使第一個蘇美爾人的城市（吉爾蘇）重見天日。1897至1912年，雅克·德莫爾根（Jacques　de　Morgen）帶領的法國考古隊在兩河流域鄰接的波斯境內發掘了古蘇薩城的遺址，也發現了大批古物及包括漢穆臘比法典石碑在內的阿卡德語楔形文字碑石和泥板文書以及埃蘭語楔形文字文獻。

1843年以來，法英兩國人在兩河流域30多年的頻繁挖掘使世界突然發現了這裡與希臘和埃及的古代遺址一樣存在很多古代財富、藝術品和文獻。於是像古典傳說的大西洋城一樣神秘的巴比倫和亞述帝國突然被世界認識到是一個和中國、希臘、埃及一樣曾經繁榮興旺的偉大文明。它的突然毀滅導致它被世界遺忘了約2　000年，它的重新發現是近代世界人文科學的一個巨大的成就。然而，19世紀後半葉的這些發掘屬於考古的英雄時代。鮑塔、萊亞德、德薩爾宅克、羅弗圖斯（Loftus）和史密斯這樣的英雄人物從考古學的角度來看都是沒有專門訓練的業餘愛好者、探險家和探寶者。他們在兩河流域發掘的主要目的是獲得石像、浮雕板等藝術品和文字材料（主要是石銘和泥板文書）。這種功利性的、掠奪性的發掘使他們沒有時間去注意泥磚建築、破損的陶器，因而造成了非藝術品文物和遺址的地層被破壞。儘管有這些缺點，我們還是應該承認英、法這些不畏艱難的先驅者開拓了以考古發掘重新揭示燦爛的兩河流域文明的新道路。

當伊朗的楔形文字銘文被帶到歐洲後，許多學者試圖讀懂這一神秘文字。1778年，德國人卡斯騰·尼布林認出他在波斯波里斯發現的幾組簡短銘文是用三種不同型別的楔形符號寫成的三種文字對照本銘文（後知道分別是巴比倫楔文、埃蘭楔文和波斯楔文）；其中的第一組楔文是字母文字，有42個字元，最簡單；楔文的寫法和西文一致是從左向右書寫的。這時期，歐洲學界研究伊朗語言的學者們釋讀了“波斯古經”等古波斯語檔案，知道古波斯國王的王銜格式是“某某，大王，王中王，某某之子”。1802年，在各個學者對波斯楔形文字研究的基礎上，德國哥廷根的一位27歲的希臘文教師格羅特芬德（Grotefed）　猜想三文對照銘文中的符號很少的第一組楔文應是波斯語的拼音文字，而銘文的內容是某王的名字和王銜。於是他以波斯王薛西斯的“薛西斯、王中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