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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粹以德性論，即使在曾國藩的同代人中亦不乏蓋過他之佼佼者。作為一介寒士、在野鄉紳或清流黨人，要顯示君子之德並不算難，因為人性尚未經受功名利祿的逼人誘惑。我們已經見得太多的權力對道德的腐蝕和對名士的戕害，而曾國藩雖然權傾朝野，名蓋天下，卻仍能恪守儒道，真不失為一個德性中人。

以我個人的感覺，曾國藩德性的先天條件並不算好。天性淳樸的人往往比較單純，總是天真地相信人性的普遍之善，相信世道應該如希望的那樣純潔美好。而曾國藩過於精明敏感，他太懂人情世故，太擅長洞察人性的陰暗和陷溺，以至於自己的心思無法不周密。一般來說，這樣的人最好的也就是應對有度，無從進入聖人的境界。偏偏曾國藩以聖人之道自任，所以活得格外心累。要成為有德之人，他比之一般天性淳樸之人要付出十倍乃至幾十倍的修煉功夫，他不僅要與外界種種無法避免的功名利祿周旋，而且還要與內心過於洞察世態炎涼、人情世故的魔鬼作鬥爭，明知善心不一定有善報，也堅持“不問收穫，但問耕耘”，追求“仰不愧而俯不怍”的良知和自得自樂的境界。

曾國藩畢竟不是性情中人，縱然有真性情，處於那樣錯綜複雜的位置，也不敢拿出來隨意表露。為了事情的圓妥，他不得不虛與委蛇，以術取勝。曾國藩不是一個書生氣十足的誤入官場的儒生，他懂權術，而且日見老到。剛出山時曾國藩還一味迷信“亂世用重典”，得了個“曾剃頭”的惡名，以後經過若干挫折，又受黃老之學的啟發，他的權術磨鍊到爐火純青的地步。自稱“含剛強於柔弱之中，寓申韓於黃老之中：斯為人為官之佳境”。在曾國藩看來，作為一個成熟的政治家，德和術兩者是不可偏廢的，為了在其中保持張力，遊刃有餘，他費盡了腦筋。比如，他總結與人周旋既要有真意又要文飾：“若無真意，則不足以感人；然徒有真意，而無文飾以將之，則真意亦無所託之以出。”不過，如此行事，常常會給外人落下一個城府極深的印象。他的內心除非極親近之人，一般人無法揣摩悟透。儘管他以“誠”自命，但周旋得太藝術，反而造成了“虛偽”的嫌疑。老友左宗棠就一度作如此誤解。這令曾國藩耿耿於懷多時，說別的也罷了，偏偏“虛偽”二字足使他這位以德自律的儒者抱冤終身！當後來左宗棠終於冰釋前嫌，重歸於好時，曾國藩的興奮是可以想象的，沒有什麼比朋友的諒解更重要的了。相比之下，其珍貴甚至超越了浩蕩的皇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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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中國式的入世禁慾（3）

他的確比一般人更需要別人的諒解。“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誠為天下倡”，說是說，一旦置身於官場，往往身不由己，不是以“德”只能用“術”來處理棘手問題，以調和義與利的尖銳衝突。這裡就涉及一個儒家義理的缺陷問題。儒家的政治學是一種道德理想主義，那種以“義”為唯一訴求的王道哲學所體現的只是信念倫理，而缺乏實際政治操作所必不可少的責任倫理，用牟宗三先生的話說，是隻有“政道”，而無“治道”。更確切地說，儒家在中國文化中僅提供了一種高高上懸的、道德化的政治哲學，而可以付諸實踐的政治學（包括制度設定、法律規範、權力的操作技術等）卻是由法家、兵家和道家提供的。這就意味著，如果不在其位，僅僅是書生議政，儒家的那套“為帝王師”之高論自然足矣；一旦身居要職，就有一個如何將“為帝王師”之哲學轉化為“帝王之學”，既然孔老夫子、孟老夫子不屑言之，就只好到申韓、黃老那裡去討智慧了。但後者是價值中立的技術之學，只講利害，不論道德的，當一個人權術把玩到登峰造極的臻境，難免要與德性磕磕碰碰，發生衝撞。自然，人們不能以純粹的倫理標準衡量政治家的行為選擇，但行為違背道義畢竟有損於政治家的清望，在曾國藩的從政史中，不是沒有留下這樣的道德汙點，比如殺韋俊、包庇九弟曾國荃等皆是出自湘軍一己之私利，於公德、私德都有大愧。即使像曾國藩這樣看重道德的政治家在官場也不能免俗，常常要做違心之事，以至於“外慚清議，內疚神明”，又遑論一般功利之徒！從絕對的意義上說，官場無疑是良知的失樂園。

精明的曾國藩在政治利害關係上當然從來不曾迂腐到“以義害利”，但其難能可貴之處卻是隻要不涉及“公”的利益（比如王朝和湘軍的利害關係），而只是一己私利，便毫不含糊地“舍利取義”。能夠握有近乎“絕對的權力”而拒斥哪怕是相對的“腐敗”，在中國歷史上委實罕見，尤其是到了帝國的末世，更屬不易。曾氏晚年，功蓋天下，權傾朝野，不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