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奪。故常全其至健之質，躋之大壽而神不衰，不似世俗孱懦豎子依違濡忍，偷為一切，不可久長者也。”亭林先生在明末清初是斥理氣性命之玄談、開經世致用風氣之人，他留心經世之學，廣抄經史子書。他在江河破碎、士風敗壞之世，又高風亮節，以浩然正氣撐起一片天地。正所謂“博學於文、行己有恥”也。顧亭林的學業、德業成就之高，是曾國藩難以望其項背的，倘若生逢其時，完全有可能取得彪炳萬世的非凡事功。因為他並非冬烘先生，從潛質上說完全是不可多得的治世之才。可惜歷史不曾給他這樣的機遇。

曾國藩：中國式的入世禁慾大時代中的知識人相形之下，曾國藩是幸運的。他處於王朝末年的亂世之中，太平軍的造反、滿清貴族的無能，為他提供了在朝廷體制之外充分施展才能的歷史空間。亂世出英雄，曾國藩遂得以一舉成名。一代晚清重臣為拯救時世所召，重新拾起前朝耆儒的經世致用傳統，義理實學並重，以知進德，以德致用，終於成就立功立德立言之偉業。

不過，如此招人眼紅的“三不朽”之業，實在說來也多少是後人的溢美之詞。旁的不說，即使以儒家內聖外王的自家標準，在理想人格一層當然還算說得過去，但儒者的終極關懷並非止於個人的成聖成王，而是堯舜之世的再現。內聖外王在社會政治層面的意思是說理想的社會乃是合乎倫理原則的人際秩序，這一理想的實現有賴政治精英個人的道德素質，因此由聖人執政是解決社會政治問題的有效途徑。亭林先生在世之時，一直期盼著“正人心，厚風俗”的名教之治，他自己的一舉一動無不具有為天下立身的用世之意。曾國藩亦作如此觀：“風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此一二人者之心向義，則眾人與之赴義；一二人者向利，則眾人與之赴利。眾人所趨，勢之所歸，雖有大力，莫之敢逆。……今之君子之在勢者，自屍於高明之地，不克以己之所向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才，而翻謝曰無才，謂之不誣，可乎？然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非特處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與有責焉。”

曾國藩：中國式的入世禁慾（2）

曾國藩之所以一生慎獨，嚴於律己，不也是希望以此“轉移習俗，陶鑄人才”麼？在他的周圍、幕中曾聚集了一批晚清王朝最出色的人物：胡林翼、左宗棠、郭嵩燾、李鴻章、沈葆楨、薛福成、容閎等等。曾國藩能夠吸引一時之英豪，除了他標舉的事業有號召力和識才擅用之外，還與他的人格魅力有關。曾國藩是一個補天型的治世英雄，而非拆天型的亂世豪傑，並非像他的對手洪秀全那樣是半神半人般的先知，其魅力從來不訴諸於“奇里斯瑪”（Charisma）的宗教迷狂。曾國藩的人格魅力是儒家聖賢型的，以個人蹌蹌道德表率和清明的理性涵養成為眾人的行為楷模。這樣的人格缺乏思想的魅力和改朝換代、稱帝為王的氣魄，卻被志為“帝王師”計程車大夫所景仰。因此晚清帝國士大夫階層中有心補天的才俊紛紛雲集曾的麾下，希望再現遠古道德清明的堯舜之世。

然而，曾國藩的精忠報國儘管取得了所謂的“同治中興”，但僅是曇花一現而已，內憂外患始終伴隨著他。更令人沮喪的是，“中興”之後反而世風日下，不說紫禁城裡的顢頇迂腐，即使親手培植的湘軍，攻下南京之後也是腐敗叢生，千夫指罵。一生心儀禮教之治的曾國藩臨終前肯定是萬般無奈，心情惆悵，縱然功成名就，但比較起儒家的終極關懷來說，那些東西只不過區區小事，連長治久安也談不上！從這一點上說，生於末世的曾國藩又是不幸的，個人的成就並未帶來世道的清明，這樣的“不朽”又有多大的意義呢？

再進一步究之，說是立功立德立言，真正在歷史中排得上號的恐怕還是立德。所謂立功立言，僅是差強人意而已。以事功來說，平定洪楊之亂屬見仁見智之事，假如不是滿清政府，而是漢人當政——即使這個漢人信的不是孔夫子，而是上帝——中國是否會走明治維新式的道路，也尚未可知。在推進政制變革方面，曾國藩也遠不及秦朝的李斯、唐朝的魏徵、宋朝的王安石和明朝的張居正。當然，曾國藩開洋務運動之先河功不可沒，但論功行賞，洋務的最大功臣不是曾，而是他的弟子李鴻章。再說立言，曾國藩除了在“古文”上別樹一幟，於義理、訓詁並無原創性的建樹。中國歷史上向有經師、人師之分，曾國藩應該屬於人師一列。他之所以贏得同時代和後人的崇敬，說到底是因為他“德、功、言”全面發展，而且成就皆不俗，實乃儒林中一大景觀。更難得的是，他身居一朝重臣之顯位，依然不忮不求，以德自重，倘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