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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時，乃吾人椎心泣血深自懺悔之時也；非吾人日暮途遠倒行逆施之時，乃吾人閉門反省補過遷善之時也。”（《消極之悲觀》）我想，倘若當代中國知識分子都能夠像黃遠生和巴金那樣直麵人生，直面自我，在嚴肅的反省中實現人格的昇華，則必將對正在進行中的現代化改革事業大有裨益。因為“個人者，社會之根柢也”。個人如果只是一味滿足於人格上的自我調適，社會也勢必在死水一潭的和諧中不復有進步，而人人追求超越，追求不和諧，那麼在超越自我的同時也意味著對現實的超越，進而實現社會意義上的自我超越。

黃遠生：懺悔中的精神昇華（6）

最後請允許筆者以《懺悔錄》中的結束語作為本文的結束：“今日無論何等方面，自以改革為第一要義，夫欲改革國家，必須改造社會，欲改造社會，必須改造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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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新觀念背後的舊魂靈（1）

胡適雖然是一個近代文化史中的悲劇人物，但他本人卻很難表現出深邃的、低沉的、慘厲的悲劇精神，因而他的人生過於貧乏，過於安逸，他的個性也過於實用，過於達觀，以至於導向某種淺薄。這與他的同時代人魯迅那種敏感地洞察黑暗、絕望地追求理想的悲劇人格形成了強烈的對比。

胡適是近代文化史上開一代風氣的急進大師，同時又是頗具傳統色彩的知識分子。據說在他逝世之時，臺灣的“蔣總統”曾送過一副輓聯，曰：

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

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

這寥寥二十個字，勾勒出了胡適這個形象在歷史上的全部複雜性和矛盾性。

胡適的自我矛盾和自我衝突淵源於他所置身的整個時代歷史背景。那是一個新與舊、西學與中學、青春的與垂死的激烈碰撞、殘酷交鋒的時代，這種碰撞和交鋒不僅發生在上下兩代知識分子之間，而且也潛伏於每個知識分子的內心世界。其中，以胡適這一代辛亥知識分子為甚。這代知識分子大多出生於19世紀###十年代，他們與其前後兩代的知識分子無論在所受教育抑或思想方面都有著明顯的區別。如果說他們的前輩戊戌一代知識分子（如康有為、梁啟超）僅是初通若干新知的傳統士大夫的話，那麼他們正是中國新型知識分子的開山###。不過，他們又不同於自己的後輩五四一代知識分子（如聞一多、傅斯年）具有純粹的近代學人血統，他們是新學與舊學的混血兒，是傳統士大夫向近代知識分子蛻變的雛蛹。換而言之，他們既像前者那樣在幼時誦讀過“四書”“五經”，又同後者一樣有過漂洋過海留學域外的經歷。不惟如此，在他們的青少年時期，更有過一段“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洋學堂生涯。

胡適早年在上海曾先後就讀過“梅溪”和“澄衷”兩個學堂。清末這類學堂的最顯著特色是“不中不西，既中既西”。所設課程既有格致、理財、體操等新學，又儲存經學、詞章、修身等舊學，猶如一盆大雜拌。正是這種既非書院、又非學校，卻又似書院、又似學校的洋學堂生活，使胡適這一代知識分子終其一生刻下了某種過渡時期的印記。儘管他們以後在西洋經受了新學的系統訓練和全面洗禮，使他們所信奉的整個價值觀念系統都是地道西方的，然而，在他們的心理深層即心態結構中，卻依然彌留著傳統的深刻痕跡。因之，當不是需要他們誇誇其談，而是要付諸具體的實踐時，他們的行為模式、情感態度以及思維方法等卻又分明使人感到與其像一個近代知識分子，不如說更接近一個傳統士大夫。於是，他們的表層意識與深層心態，價值觀念與行為模式之間發生了分裂，被時代撕成自相牴牾的兩半。

胡適：新觀念背後的舊魂靈大時代中的知識人作為這一代知識分子的代表，胡適的自我矛盾頗具典型意義。下面讓我們從胡適的多重形象——作為學者、社會活動家以及兒子、丈夫這幾個側面細細觀賞。

1917年胡適自美國學成歸國，上岸伊始，他決意做一個純粹的學者，發誓二十年不入政界，“二十年不談政治”。在做學問的態度上，他也一反中國傳統的“為人生的學問”的經世致用精神，力倡西方學者“為學術而學術”的治學宗旨。當時，許多學者激於亡國滅種的民族危機，皆以學術為救國的工具，借整理國故激烈抨擊傳統。胡適卻認為：“若以民族主義或任何主義來研究學術，則必有誇大或忌諱的弊病。我們整理國故，只是研究歷史而已，只是為學術而作功夫，所謂實事求是是也。從無發揚民族精神感情的作用。”他反覆強調：“做學問的人當看自己性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