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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種尖銳的衝突，但在心理層次上有可能，也有必要依循中庸的原則合二而一，維繫自我的穩定。當然曾子也有“吾日三省吾身”之說，但這種儒家式的內省與西方的懺悔卻大相徑庭，它不是在自省中尋求靈魂的震盪以完成精神的超越，而是剔除靈魂中騷亂的成分，恢復原先的平衡狀態。正如李澤厚已指出的，對應西方文化那種“罪感文化”，中國文化更顯現出一種“樂感文化”的特徵。它極力避免淒厲崇高的命運衝突，避免冷峻悲壯的靈魂交鋒，寧可讓一切既在或潛在的對立因素都消融在主觀心理的平靜安寧之中，消融在肯定現實人生的達觀愉悅之中，從而也就失去了任何自我超越和人格昇華的現實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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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遠生：懺悔中的精神昇華（5）

置身於這樣一種非超越性文化背景下的中國知識分子，在人格上給人留下一種光滑的平面感覺自然就不足為奇了。他們中的不少人總是保持著良好的自我感覺，經常以一種甚為得體的謙遜方式論證著自我形象的合理性甚或完美性。即使有了難堪的過失，也習慣地歸咎於“不可抗拒”的客觀因素，彷彿自身就沒有一丁點兒道德責任。當然有些人也不乏痛苦的懺悔、良心的審判，然而審判的結局卻往往與西方大為迥異，他們的靈魂不是在反省中得到洗滌、淨化和昇華，而是自我開脫、自我安慰和自我諒解！當人生的挫折和內心的焦慮使他們寢食不安時，他們很少像西方知識分子那樣直麵人生，直面自我，在與外界黑暗與內心醜陋的搏鬥中開拓出新的精神意境；相反地，卻常常求助於自我調適的心理防禦機制，或為壓抑（抑制“本我”的能量衝動）、或為幻想（在白日夢中得到虛幻的滿足）、或為文飾（為醜陋的“非我”形象辯白）、或為補償（以學術中自我的光彩慰藉政治上墮落的自我）……總而言之，為魯迅所一語中的：“中國的文人，對於人生，——至少是對於社會現象，向來就沒有正視的勇氣。”“中國人的不敢正視各方面，用瞞和騙，造成奇妙的道路來，而自以為是正路。在這路上，就證明著國民性的怯弱、懶惰，而又巧滑”。

那位提倡“苦茶主義”的周作人不正是如此麼？他將日本的茶道視作“忙裡偷閒，苦中作樂”的清雅之道，以為大可移植於中國，“當於瓦屋紙窗之下”，“同二三人共飲，得半日之閒，可抵十年的塵夢”，“在不完全的現世享樂一點美與和諧，在剎那間體會永久”。這種自欺欺人的泰然自若，當然只是一個極端的例子。不過那種“苦中作樂”的自適心態在中國知識分子群落中卻絕非個別。每當人生陷入困頓，良心騷動不安時，那種自我調適的功能就猶如一個安全閥，不斷將積鬱在心理底層的慚愧、憤懣、幽怨……一一舒緩地釋放出來，既預防了“在沉默中爆發”，也避免了“在沉默中死亡”。如果說西方知識分子多少具有寧可玉碎、不為瓦全的英雄主義氣概的話，那麼中國知識分子倒更多地表現出一種非凡的忍耐，對悲慘命運和自身醜陋的忍耐，以及在任何時候都顯得從容不迫的達觀。這就是為什麼在中國那種撕心裂肉、“拷打靈魂”的“懺悔錄”是如此稀少，獨多的倒是溫柔敦厚、心平氣和、文過飾非的“名人自傳”！

於是乎，在那一大片“自我感覺良好”的自傳書林裡，遠生的《懺悔錄》就更顯得奇峰突起，令人肅然起敬。倘若遠生也像自己的同胞那樣悠然自得，他將有足夠的理由為自己辯白，他有大量的公開文字足以證實自己從來不乏斥責“袁大總統”的勇氣，何況他其實並沒有墮落，他及時在懸崖邊剎住腳了，何況當時的社會輿論有那樣深的誤解，以為眾所敬佩的黃遠生真的墮落了。不，他豈但沒有申辯，反而比產生誤解的旁人更嚴厲地譴責自己，發掘靈魂深處那幾乎釀成失足的另一面，而且不是在私下悔過，而是在知識界幾乎人人必讀的《東方雜誌》上作公開的“靈魂拷問”，對於一向看重面子的中國士大夫來說，這是何等磊落的壯舉！然而黃遠生竟然做到了。在苦痛的懺悔中，他失去的僅是故我的臉面，得到的卻是人格上的超升。令人扼腕的是，他在寫下《懺悔錄》後幾個月就不幸在舊金山飲彈身亡，然而遠生那種極其可貴的懺悔精神卻是不死的。

我不由想起了繼承並光大這種精神的巴金老人，他作為一個十年“文化大革命”無可爭議的受害者，今天卻在嚴肅地懺悔在那瘋狂的年代裡自我的怯弱和“醜陋”。相形之下，那些曾經扮演了某些不光彩角色，而如今卻“當仁不讓”地將自己劃入受害者行列的人們，清夜捫心，又當作何感想？黃遠生當年在辛亥革命勝而覆敗之時曾經說過：“今日非吾人怨望憤恨煩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