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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跡和毛髮。”�

我呆了一下，有點難以置信：“挖出了骨頭？”那邊說是。我問留了照片沒有，他說我們專門跑到旁邊的市場去，買了相機和膠捲，照片馬上就能衝出來。我又問你們報案了沒有。他說還沒有。�“你們不報案不成，這事情那麼大，必須報案。”我跟家長說完，又把電話打給部門負責人楊，告訴她家長們的發現。她吃了一驚：“天啊，如果是真的，事情就大了！”我說這些家長是不會騙我的，我相信他們。楊說事情太重，能不能報得讓大腦袋來決定。�

第二天家長又電話過來，說已經去報案了，找的是縣分管副書記。那書記聽了也很驚訝，答應讓警方派人再去現場勘查，說再去的時候叫家長一起去。�

楊找了大腦袋，他在驚訝之餘，自然考慮到了做這篇報道的風險，畢竟這是去年公安部督辦的十大案件之一，影響那麼大，如果事情是真的，有關部門在誠信及辦事能力上的問題就會暴露無疑。考慮了兩天，無果。�

接下來的一星期裡，又接到家長電話，說當地警察一直沒來找他們，也沒去現場。他們沒辦法，只能把26號挖到的屍骨和菜刀自己收了起來。仍是那一句：“你們能不能來？”�

這時大腦袋出差了，我們又去找二腦袋商量。二腦袋說這題單獨做風險太大，建議說能不能找中央級媒體合作。這倒也是個辦法，有可能合作的只有央視和《中國青年報》。�

2004年3月29日，我先和《焦點訪談》欄目一位主編取得聯絡。把事情說了，她倒吸了一口冷氣：“不會吧，這案子影響這麼大，怎麼會有這種情況出現？”我說家長那邊還有現場照片，而且這個案子當初疑點本來就多。主編說這事情太重，我馬上請示領導。�

隨即我又跟《中國青年報》相關負責人取得聯絡，他們表示對案子很感興趣，會派記者跟我聯絡。�

接下來的3月31日到4月3日，我去重慶採訪“尋找艾滋賣淫女”事件。其間又接到家長電話，說他們又去找縣警方詢問勘查現場的事情，但是對方沒有回應，家長們都是農民，沒有別的辦法好想，只能一再給我打電話，我則一直在等《焦點訪談》和《中國青年報》最後的答覆。�

4月8日，《焦點訪談》記者阿魏、《中國青年報》記者阿劉都給我打來了電話，我們約定次日見面商量合作的具體細節。4月9日，央視、“中青”、“北青”三家見了面，此時距離家長第一次挖出屍骨已經是整整兩個星期了。商量出一堆採訪中需要注意的東西，比如如何確定屍骨是或不是孩子的，比如瞭解警方的破案過程等等，甚至還商量4月13號晚上一起出發、同時發稿等。�

沒想到到了晚上，事情就發生了變化，央視那邊領導覺得這事情還是太重，“播出的可能性不大”，所以改變了主意。這樣就只有“中青”那邊了，阿劉一直說沒問題，13號晚上一定能出發。�

因為家長手中骸骨需要做鑑定，想委託給一家獨立的鑑定機構。我透過各種途徑找到北京華大方瑞司法物證鑑定中心，之所以找它，是因為這個中心是為數不多的獨立於公檢法系統之外、並取得了司法部鑑定資格的社會鑑定機構。�

真相在那之外（2）

在跟司法部核實過它的資質後，我跟這個中心的主任鄧亞軍博士聯絡上。她提出跟我們一起去，因為只有這樣才能證明那些骨頭是在現場找到的。事實證明，以前在西安公安局做過多年法醫的鄧博士經驗豐富，認真幹練，在後來的採訪調查中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議。採訪成功之於她，功不可沒。�

4月12日，我準備買去河南的車票時，阿劉卻又告訴我，他要參加一個很重要的活動，多半不能在13號出發，讓我們先去，他14號一定趕到———從3月26日家長通知我我又通知其他同行算起，已經有兩個多星期時間過去了，大半都是花在等待上。家長在等，我也在等；家長很無奈，我也很無奈；家長無奈於自身力氣的渺小，我則無奈於自身力氣的有限。接到阿劉的這個電話後我已經不想再等了，決定13日晚上照常出發。�

2�

13日晚我跟鄧博士上了南下的列車，14日早上7點到達駐馬店，9點40左右到達平輿。家長們都已等在那裡。有的家長已經見了很多次，這次一見，40歲的人就已經白髮蒼蒼了。�

快到中午時我們才趕到黃勇家。幾個月以前我曾來過這裡一次，當時被嚴格警戒的小院，如今已經無人居住，破敗荒蕪；院裡十幾棵白楊樹，都先後被家長們剝了皮，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