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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來的路上，都不說話。我的包仍被一位母親抱著，裡面的證件、相機、錄音筆都完好無缺。反光鏡中看見後面跟上來一輛麵包，司機說是當地鄉政府的，我們快它也快，我們慢它也慢，甩不掉，也懶得再甩，用反光鏡蔑視它。當天我還要趕回駐馬店發稿，到了平輿縣城，見我上了去市裡的車，麵包才離開。�

第二天收拾好東西，直奔平輿。管它怎麼使絆，總是採訪中不可少的一環。後來見到《廣州日報》和《南方週末》的記者，他們在當地住得並不好，賓館把長途掐了，全縣的撥號都用不了，出事後網咖都關了，發稿都成了問題。�

這一天我找了縣政府、公安局、刑警隊、縣一高、縣二高……七八個單位，沒一家讓我進門。不是不讓我進門，而是不讓所有記者進門，那些家屬守在門口也沒用，哭得再慘也沒用。那天崑崙媽她們又將《南方週末》的記者帶進了現場，村裡幹部說，你怎麼又來了，他也是你的兒子？她看出了對方的惻隱之心，說不，這是孩子的叔叔。對方真的沒有阻攔。�

第二天稿子一發出來，網上就看見了。同事說，很不錯。我聽著，高興不起來，呆在屋子裡猶豫著出還是不出去。因為一出去別人就知道你是記者，就有好多老百姓圍上來，訴說他們的委屈，和種種靠他們的力量無法解決的難題。在北京時我囂張聒噪，面對這些滿是皺紋和黢黑的臉，就覺得難受。�

有一家三口，一對年邁的夫婦帶著他們被打瞎了眼睛卻沒人過問的兒子，問了半天才找到我住的地方，又在門外站了半天都不敢進來，要不是我出去扔垃圾，都不知道他們已經等了一個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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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輿的嘆息（3）

那對夫婦都已經快60了吧，一看就知道是那種很本分老實的人。老父親跟我說了情況，還沒等我說話，又補了一句：我知道你這次來是為了那些孩子，所以也不敢麻煩你別的，只求你看看這份材料。然後就不說話了。�

我說，您怎麼不敲門，這麼冷的天在外面站了這麼久。那瘦弱的老母親拉著兒子的手，忽然就跪下了———真的，滿頭白髮的老人就這麼給我這個後生跪下了，可是我承受不起啊，天下又有誰能承受得起這哀傷的一跪？！———我連忙去扶，居然扶不動，卻聽她低低地說，縣政府不讓我們進去，我們只有找你，求你一定看看我們的材料。又是一個求字，重若千鈞。�

我拼命把母子倆扶起來說，我一定看，一定盡力幫您轉到有關部門。一家三口看著我，尤其是那老母親的眼神，唉……除了那一跪，這一家人似乎一直很平靜，而我的眼淚在他們走後終於不爭氣地掉了下來。�這是我短短一年的深度報道記者生涯中，第二次面對這樣的場景。上一次是4月份，遼寧海城，幾百名學生家長面對永遠官腔的幹部們怒不可遏，面對記者時卻都跪了下去———當時3000多個孩子中毒，一個孩子死亡，政府瞞報，家長將記者當成了救星。�

4�

終於到了返回北京的日子，又請那些母親吃飯。崑崙媽拼命給我夾菜，我要推辭她就說，這是給我大孩子夾的；又給《南方週末》小戴夾菜，說這是給崑崙叔叔夾的。還努力地笑出來，說都已經好久沒笑過了。然後一路顛簸地回來。火車上計劃的第三篇報道被終止了。�

事情還沒完，崑崙媽半夜給我打電話，當地要半強行地將孩子屍體火化，怎麼辦？�

是啊，怎麼辦？這不過是我筆下新聞的一件，卻留下了一個我無法回答的問題。�

我想起以前看過的一句話：當一個好記者需要一種情懷。當時沒想透，現在還在想。��

———2003年11月25日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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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在那之外（1）

他們覺得最奇怪、同時也問家長次數最多的問題就是：“你們怎麼想到要來挖的？你們為什麼要來挖？案子不都結了嘛！”��

採訪“平輿殺人案”後，我曾寫過兩篇手記，直覺一直告訴我，肯定還會有第三篇，不知道是什麼時候，但一定會有。�

等待的時間並沒有太長，就在案子報道出來5個月、兇手黃勇被槍決4個月之後的2004年4月。12004年3月26日。我記得很清楚，那天是週末，忽然接到平輿遇害學生王亮家長王留超的電話。他也是去年11月最早向我們提供新聞線索的人。他在電話裡說：“要到清明瞭，我們今天想去祭奠一下孩子，結果在黃勇家又挖出很多骨頭，還發現了兩把菜刀，上面還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