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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當前一些企業決策困難，決策後也難以得到多數成員認同的根本原因。換句話說，明確而統一的宗旨是組織正確決策的大前提，如果大前提模糊，決策時自然難以形成一致意見。

在建立和領導人民軍隊的實踐中，毛澤東也曾遇到不少重大抉擇。如怎樣規定軍隊的主要任務，怎樣確定敵我友，怎樣看待軍民之間、官兵之間的利益關係，怎樣處理軍隊內外的各種矛盾，等等。由於毛澤東將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定為我軍唯一的宗旨，並透過長期不懈的努力，使這一宗旨真正為全軍官兵所接受，這就為軍隊各項決策提供了最終依據。對一些頗有爭議的問題，大家都站到人民的立場上，充分考慮人民的利益和意願，就比較容易統一認識。歷史上我軍之所以能在一些重大歷史轉折關頭作出正確決策，之所以全軍將士積極擁護這些決策，是與建軍宗旨明確，全軍上下信守這一宗旨分不開的。

例如，“七七事變”爆發後，根據國共兩黨達成的協議，紅軍要分別改編為八路軍和新四軍。對於這一重大轉變，開始時許多官兵就想不通：紅軍與白軍相互廝殺了10年，結下血海深仇，那麼多的親人、戰友倒在敵人的屠刀下，現在突然要接受對手的改編，摘下被許多同志視為生命的紅五星，改穿國民黨軍服，戴上青天白日帽徽，不難想象這個思想上、情感上的彎子有多大。20世紀80年代上演的話劇《陳毅出山》，反映的就是這段歷史：當時陳毅同志奉命到堅持了3年游擊戰爭的各游擊區，傳達黨中央關於國共合作、團結抗日的指示，安排紅軍游擊隊的整編工作。由於長期聽不到黨中央的聲音，不瞭解國內外形勢的發展，許多同志根本不相信這真是黨中央的決定。一支紅軍游擊隊的隊長，差點兒把陳毅當做國民黨派來勸降的奸細殺掉。劇中的主人公確有人物原型，他叫譚餘保。後來，透過艱苦細緻的思想工作，廣大官兵從軍隊宗旨和民族大義出發，認識到全民抗戰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因而自覺地服從了黨中央的決定。在八路軍129師召開的抗戰出征大會上，面對不捨得換去紅軍軍裝的官兵，師長劉伯承帶頭摘下佩戴了10年的紅五星，動情地說：“我們雖然帽子換了，但我們的心永遠是紅的。”

再如，自古以來，軍隊都是吃皇糧的，其主要職能就是打仗。而毛澤東卻提出，紅軍不是為了打仗而打仗的，它有打仗、生產、做群眾工作三大任務。後來他又提出，解放軍要成為戰鬥隊、生產隊、工作隊。這些決策的主要依據也是我軍宗旨。抗日戰爭進入戰略相持階段後，由於日偽軍的殘酷“掃蕩”和野蠻破壞，國民黨反動派的遏制和封鎖，以及連年遭受水、旱、蟲災，各抗日根據地的經濟一度非常困難，“水小魚大，兵多難養”的矛盾十分突出。擺在我軍面前的似乎只有兩條路：或者停止發展，或者加重稅負。毛澤東認為，這兩條路都不能走，因為都對人民的事業不利，於是他發出“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號召，發動了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經過軍民共同努力，到1943年，一些部隊不僅做到了糧食和生活用品全部自給，而且反過來向邊區政府上交糧食，創造了世界軍事史上的奇蹟。從現代社會強調社會分工的角度看，毛澤東的這一決策好像不合潮流。但在特定歷史時期，這卻是堅持人民軍隊宗旨的必然選擇。

毛澤東確立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已成為我軍的光榮傳統。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一再要求“軍隊要忍耐”，要服從和服務於國家經濟建設和發展的全域性，也是從軍隊宗旨出發的。為了集中財力搞經濟建設，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我軍實際軍費一直是負增長。1991年，300萬人民解放軍，只有300多億軍費，人均1萬元，在全世界排名倒數第二，連印度的軍費都比我軍高出好幾倍。而當年美軍的人均軍費是15萬美元。軍費短缺給軍隊自身建設和官兵生活帶來許多困難。舉個具體例子，部隊改換85式新軍裝時，由於經費困難，每個軍官只發了一套，給正常換洗帶來諸多不便，就拿筆者本人來說，當上師職幹部後，很長一段時間還穿著打補丁的軍褲。由此可見軍隊當時的窘境。因為有了長期宗旨教育打下的思想基礎，全軍官兵才能自覺地服從大局，最終戰勝了這些困難。這種情況若發生在外軍，是根本無法想象的。

當然，對宗旨的“唯一”性也不宜作絕對化理解。軍隊作為武裝集團，軍人作為一種社會職業，肯定也有自身利益。決策時完全不考慮部隊及官兵的利益，軍隊根本無法生存，自然也談不上為人民服務了。強調唯一宗旨只是表明，從根本上說這支軍隊是為人民利益而存在的，一切行動都要考慮人民的